【側記】2024花蓮短片創作獎「青少年評審團」第三堂課－余欣蘭｜紀錄短片的發展脈絡
日期｜2024.08.19 (一)
主講｜余欣蘭導演
文字｜周藝航 攝影｜花蓮影視基地
｜你的根在哪，影像就走向哪
來自太魯閣族銅門部落的余欣蘭導演，講述過去在部落裡拍攝、觀看紀錄片的人並不多，可能比起紀錄片，劇情片電影還是更吸引大家的眼球。至於對電影的啟蒙，來自於當時就讀國立東華大學的原住民族學院，當時同學彼此都追隨著法國新浪潮對美學的堅持、香港電影的色彩美學等，在種種的因緣際會下，讓她第一次接觸到影像的創作；而紀錄片的形式，則是來自系上教授的鼓勵，才促使欣蘭導演選擇讓紀錄片成為自己往後說故事的方式。
由於紀錄片需要長期的耕耘；需要長期的田調，好像是親生的孩子般，一點一點藴育，最終成長茁壯。除了欣蘭導演自身為原住民族的身份之外，母親更是身為一名部落的獵人，與這份男獵女織的傳統甚至說是耕深蒂固的文化，形成了一件無論對部落或是觀眾來說，都是深具探討性的話題，也是對所謂「說故事」來說，一個相當新鮮的切入點，使欣蘭導演在三年內，將部落與母親的故事耕耘成四部作品的系列創作，《Mgaluk Dowmung—正要連結銅門》、《山上的人》、《我是女人，我是獵人》以及《揹獵物的女人》，而這些作品也斬獲諸多獎項。
｜一片土地，四段故事；亦導演，亦獵人
部落的狩獵文化、女性議題，是欣蘭導演在獵人系列中，透過長期的田調不斷聚焦、探討的核心。對於欣蘭導演來說，故事的發生，焦點並不在部落，在於其中的山林以及身為獵人的身份，需要去脈絡化地慢慢爬梳。我們透過觀景窗去記錄主體的同時，我們也在觀景窗後學習、轉變。影視行業有自己的規則，同樣地，獵場也擁有自己的規則，一年之間開放狩獵的時間，也僅在秋冬，直到蟬聲初來乍到的那一刻，便讓獵場回歸自然的生態循環中，這亦是對自然的尊敬，也同時是對葬於山林的祖先的尊敬。透過創作，也才能夠去認識那些禁忌與信仰，所以說這四部作品所身處的環境，不急著轉變，專注於銅門部落挖掘與耕耘，凸顯了欣蘭導演在影像上，如同埋伏般的獵人緩慢且若有所思的步調，或許，也就如同欣蘭導演自己所說，影像的多元與豐富性，來自於專注，那些經歷時間所淬煉而成的結果，自然引人入勝。
｜女性的故事，好像不該被忘記
關於女獵人系列的起源，起初來自聲音的採集。欣蘭導演透露從小就得知母親狩獵的故事，但礙於當時動保法對狩獵嚴格的規範，無法獵殺任何一隻動物，也只能略知一二。如今鬆綁的法條，才得以維持原住民與生態之間共存的平衡，欣蘭導演也才從而得知部落之中女獵人的文化；如果部落的故事不能被遺忘，那麼，媽媽的故事似乎也不應該只流傳於部落之中，隨著世代的更迭，被歷史抹去。
在部落裡，文化是僵固的，男獵女織根深蒂固在傳統之中，是因為歌謠的記載，才讓欣蘭導演感受到文化其實能夠流動。過去外婆因為先生長期的外出，家中又有八位小孩需要照顧，不得不親自上山追隨動物的蹤跡、佈置陷阱，將動物的蛋白質帶回家中，身份的扮演者，基於家庭與生存不言自明的顯現、替換、傳承。歌謠的記載，讓往後部落的人們得知原來女性的特長，不是只能展現在家庭與布料上，包括欣蘭導演的母親，會在獵物步入陷阱後將動物抱起，安撫動物的情緒，表示尊敬與感謝。不僅是動物，甚至是草根、水源的任何風吹草動，都是需要表示尊敬的一環。隨後母親也將第一次的成功狩獵創作成歌謠，進而勾起了欣蘭導演想記錄下這段故事的決心，也希望找到一個觀點，去抵制女性只能為家庭付出的世俗印象，女性除了家庭，仍能活躍於各種領域之中，無需在意性別而自信。
｜入境隨俗
為了能夠與被攝者溝通，具備太魯閣族語的能力是必然的事情，但卻成了欣蘭導演的阻礙與受限。在獵場之中，母親與表弟都是以族語作為溝通的語言，不過由於狩獵時的詞彙、用語，與日常的族語截然不同，為了填補隔閡，欣蘭導演前後花費了三個月左右的時間學習狩獵時的用語，正所謂入境隨俗，只要是進入不同的文化、土地，我們都是一位學習者，除了是基本的禮儀，也會從而增加創作的速度與收穫。掌握了狩獵的詞彙，自然能夠設身處地成為獵人的夥伴，得知什麼樣的鏡位更能捕捉獵人的姿態；一同感受發現足跡的喜悅、感受濕度與土壤接觸肌膚的反應，便會得知什麼樣的畫面更能親近觀眾，不因為身份、文化的隔閡而被隔絕在故事之外。
｜在創作的路上，經過了家
在部落世界觀裡，擁有著屬於他們與自然共存的法則；擁有著自己的祖靈與禁忌、歷史與足跡。而狩獵為的則是維繫祖靈與土地的連結，我們是否有想過，對部落來說殺戮並不是獵場的目的，而是與祖靈對話的路徑，再者，其實無關身份或是部落，或許不是舉世皆準，但所有的文明與群體所建立的習俗與信仰，為的都是共同的信念－回家。
我們有的供奉、有的祭祀、有的修行，對於銅門部落來說，所謂狩獵的這條「獵徑」，在溫飽之外，是他們回家的道路；過去日治時期日軍將部落遷移到平地，再到國民政府等……，部落歷經了多少政權對部落的介入，如果失去了獵徑這條歸途，往後的後代，誰還會記得回家的路？誰會有機會說出這份故事？能夠透過母親認識這一切，去入境隨俗，欣蘭導演也闡述全源自於創作。
狩獵，從觀察、追蹤，再到設陷阱，最後捕獲到獵物，各項的環節都需要相互配合磨練，時間久了，就會有屬於自己的一套秘笈，回到創作上，也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層層的工作環節、夥伴配合也是如此。欣蘭導演也不斷強調，找一位契合的剪輯師並長期合作，會省去非常多工作上的磨合時間，一位可以專注於故事與指導層面，另一位則專注於剪輯上的編排邏輯，拉近現實與抽象理想之間的距離。就如同欣蘭導演自己的工作模式，從大學到現在都是與同一位夥伴搭擋，使兩人之間達成理性與感性的平衡，不止顯影在影像上，也顯影於工作的氛圍之中，彼此走在創作的獵場裡，影響著彼此。
但與其說是創作，更像是冥冥之中的引領；欣蘭導演因為母親的身份、那些歌謠的記載，才有了創作這四部曲的契機，才進而深入了部落，找到了用創作者的身份，去領悟這一切的意義，好像就這樣默默引領著家人們找到屬於他們回家的路，這會是一種注定嗎？或許吧，那是命運嗎？也或許是，關於答案，有著一生等待我們去尋找；至於尋找的媒介，影像也只是語言符號這個範疇裡的其中一種罷了。
欣蘭導演表示，她不太會將自己視為一位導演，認為自己就是一位想重新認識自己身份的創作者而已。可能因為創作經驗、心態等種種因素，使導演的身份對欣蘭來說還過於沈重，好像不是謙虛也不是迷茫，撇除言語，其實從欣蘭導演的眼神與作品裡能夠得知，只要有誠意地耕耘在自己想述說的故事上，那樣觀察的過程無論是銘記或者創作，不管身份是導演、是創作者、還是觀眾，似乎也不是那麼重要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