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側記】TIDF 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國王與臨演》陳婉伶

【側記】TIDF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國王與臨演》陳婉伶

日期|2026.10.17(六)19:30

映後座談|陳婉伶 TIDF策展人

側記撰寫|簡盈瑄    攝影|林炘潔

 

「全世界或許都是巴勒斯坦的電影資料館。」這是陳婉伶曾在一次影展映後座談中,從一位巴勒斯坦導演口中聽見的一句話。

當時,導演談到巴勒斯坦沒有自己的電影資料館,許多影像與檔案因戰亂而流散各地。原本應該由一個地方保存的歷史,如今卻散落在世界各地的電影資料館、研究機構,甚至私人收藏之中。這句話也成為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TIDF)策劃「巴勒斯坦(無)檔案」單元的重要起點。我們擁有庫藏,能夠透過資料庫重新觀看、整理影像;然而,對巴勒斯坦的影像工作者而言,自己的電影可能早已在戰爭中失去蹤影,甚至無法確認它們如今身在何處。從這樣的差異出發,團隊開始思考:當一個地方失去了保存影像的空間,電影檔案還能以什麼形式存在?又該如何重新回到人們的生活之中?

|從巴勒斯坦(無)檔案開始

這個單元約於2024年上半年開始籌備。陳婉伶提到,臺灣對中東地區的認識相對有限,主流媒體報導也經常以「中東」概括不同國家與地區,使人們對當地的認識,多半停留在戰爭、衝突與難民等新聞畫面。另一方面,國際間雖然已有不少巴勒斯坦研究與相關影展專題,但策展團隊認為,若直接從以巴衝突切入,試圖在有限的時間裡回答誰對誰錯、誰屬於這片土地,容易忽略背後複雜的歷史。因此,團隊選擇回到電影本身,從影像的生產、保存與觀看,理解巴勒斯坦電影工作者如何面對自己的檔案,以及這些作品在流散之後,還能產生什麼意義。

在介紹策展概念時,陳婉伶也簡單回顧了當地的歷史背景。巴勒斯坦位於地中海東岸,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屬於鄂圖曼土耳其帝國,戰後進入英國託管時期。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建國,隔天也成為巴勒斯坦人所稱的大災難日。許多巴勒斯坦人被迫離開家園,流散至周邊國家與世界各地,原有的土地與生活空間也在此後持續受到侵占與限制。1960至1980年代,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LO)曾經製作大量電影,作品也曾在坎城、柏林、威尼斯等國際影展放映。當時電影膠卷被寄往不同國家,成為後來影像流散的重要原因之一。

後來,巴解組織在黎巴嫩首都貝魯特設立巴勒斯坦電影中心,然而,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電影中心遭到破壞,收藏的影像與資料也失去下落。至今仍有部分檔案無法確認究竟遭到摧毀,或是被帶往其他地方。此後,巴勒斯坦人仍持續嘗試建立電影典藏、研究機構,也有新的電影組織投入電影教育、拍攝與放映,但戰爭造成的流散與破壞,始終是影像保存難以迴避的問題。

對策展團隊來說,這也讓「檔案館」的意義有了不同的想像。當影像散落各地,它仍可能透過不同的人與機構繼續保存;當過去的素材被重新取用,也可能在新的時代產生不同的意義。尤其對於生活在海外、甚至已經是第二、第三代的巴勒斯坦後裔而言,這些影像可能是他們認識故土、理解自身文化的重要途徑。

|誰有權說故事?影像背後的詮釋權

除了影像的保存問題,策展團隊也關注影像由誰拍攝、由誰詮釋。陳婉伶指出,攝影很早便進入巴勒斯坦地區。英國託管時期,曾有傳教士與研究者在當地拍攝,再將影像帶回西方。這些作品看似記錄了當地居民的生活,卻也可能帶有拍攝者自身的立場,並透過影像傳遞殖民者對土地、文化與文明的想像。長期以來,巴勒斯坦人經常處於被拍攝、被研究、被描述的位置,卻不一定能決定自己的故事如何呈現。這也呼應《國王與臨演》片名所涉及的問題:當一個人能夠講述自己的故事,他便是故事的主體;但當故事由他人代為講述,自己可能反而成為故事中的配角。影像不只是記錄工具,也涉及誰能夠掌握敘事、誰能夠決定觀看方式。

陳婉伶引用智利紀錄片導演帕特里西奧‧古茲曼(Patricio Guzmán)的話:「一個沒有紀錄片的國家,就像一個沒有相本的家庭。」她認為,影像能夠留下群體曾經生活過的痕跡,但並非所有經驗都能在事情發生的當下被拍攝。例如監獄中的拘禁經驗,可能因為環境限制而沒有影像紀錄,創作者便能透過口述、重演與故事採集,重新建構這些經驗,讓電影本身成為新的檔案。

而檔案也不只存在於影像或文字裡。人的身體同樣承載著文化與記憶,包含語言、手勢、思考方式,以及日常生活中累積的動作與習慣。這樣的觀點,也延伸至單元中的《我舞我存在》。

|把文化重新刻進身體:《我舞我存在》

《我舞我存在》記錄三位生活在英國的巴勒斯坦後裔,如何重新學習傳統舞蹈「狄布開」(Dabke)。有人甚至從未踏上過巴勒斯坦的土地,對這項文化的認識,多半來自長輩的記憶,以及網路上的影片與資料。他們透過這些有限的線索,逐漸拼湊舞蹈原本的樣貌。狄布開不只是慶典中的集體舞蹈,部分舞步也帶有歷史與生活的意涵,例如與耕作、投石等經驗相關的動作。對片中的創作者而言,學習舞蹈不只是記住一套動作,更是重新理解文化如何留存在身體裡。

陳婉伶提到,這些年輕人在學習舞蹈的同時,也重新接觸音樂與阿拉伯語。對長期生活在海外、缺乏日常文化環境的人來說,語言與傳統可能隨著世代更迭而逐漸流失,而舞蹈則提供了一種重新建立連結的方式。當身體記住舞步,原本陌生的文化也有機會重新回到生活之中。

|從殘存影像尋找家園:《國王與臨演》

當天放映的《國王與臨演》,將鏡頭對準失落的巴勒斯坦電影檔案。陳婉伶介紹,導演同時也是研究者,片中他走訪約旦、敘利亞、黎巴嫩等地,尋找過去遭到掠奪、流散的影像資料,試圖重新拼湊巴勒斯坦電影檔案的歷史。

在尋找檔案的過程中,導演幾度接近這批失落的影像,卻始終無法真正取回。陳婉伶補充,電影完成後,部分影像確實被找到,但其中一些資料存放在以色列軍方的資料庫裡,巴勒斯坦人仍無法自由取用。這些影像即使重新出現,也不代表原本的群體就能重新擁有它們。導演在尋找過程中,也接觸到部分倖存的影片與照片。然而,膠卷因保存環境不佳而出現酸化、變質等問題,許多素材已經無法完整觀看。面對這些破碎的影像,導演開始思考它們對當代巴勒斯坦人還有什麼意義,以及重新觀看這些素材是否仍然重要。

她進一步發展出「空缺計畫」,將找到的影像數位掃描、保存,並在資源允許的情況下進行修復,讓巴勒斯坦人及對相關歷史有興趣的人能夠重新觀看。陳婉伶分享,導演曾提出影像「棲居」於載體之中的概念:過去影像存在於膠卷,現在則可能儲存在手機、記憶卡裡。當巴勒斯坦人的家園變得破碎,影像也成為破碎的存在,那些殘存下來的素材,就像是殘存的家園。

導演所做的研究者雖然能透過不同管道得知這些資料的下落,卻不一定有權限直接調閱。不只是尋找舊影像。他同時記錄自己在尋找過程中遇見的人,以及這些人所保有的記憶,讓尋找的行動本身成為新的檔案。即使無法完整找回過去,仍能透過當下的記錄,留下新的歷史痕跡。

 

|讓過去重新被看見:《她們的沉默抗爭》

單元中的另一部作品《她們的沉默抗爭》,則透過歷史檔案重新呈現1929年的女性抗議事件。陳婉伶介紹,當時巴勒斯坦仍處於英國託管時期,阿拉伯人與猶太人之間的衝突逐漸升高,耶路撒冷宗教聖地的使用、參拜與儀式權利,也成為爭議來源。1929年,一群巴勒斯坦女性在耶路撒冷徒步進行沉默抗議,參與者超過三百人,另有汽車車隊加入。

由於導演並未親身經歷當年的事件,創作過程主要仰賴殖民檔案、歷史照片、官方文字紀錄與間諜活動相關資料。這些零散的第一手材料,提供了重新理解事件的線索,導演再結合當代的人進行重演,讓歷史不只停留在檔案裡,也透過身體表演重新與現在產生連結。

|誰能取用失落的影像?

有觀眾詢問,先前提到的巴勒斯坦電影檔案,究竟是存放在巴勒斯坦軍方,還是以色列軍方手中?陳婉伶更正,部分失落的檔案後來被發現存放於以色列軍方資料庫。研究者雖然透過不同管道得知這些資料的所在,卻不一定有權限直接調閱,尤其巴勒斯坦研究者的身分,也使他們在接觸相關資料時面臨更多限制。

她也提到,曾有導演拍攝與這批失落檔案相關的作品,並使用軍方典藏庫中的影像。這引發了策展團隊對影像使用倫理的討論:當巴勒斯坦人無法取用自己的歷史影像,為什麼其他創作者卻有機會使用?使用者是否有權從這些影像中獲利?相關收益又流向何處?這些問題也是團隊沒有選擇該部作品的原因。陳婉伶表示,部分巴勒斯坦裔與黎巴嫩裔研究者對這部影片有所爭議,團隊也認為,不能只因為失落的影像終於重新出現在大眾面前,就忽略這些檔案在取得與使用過程中所涉及的權力關係。

另一位觀眾則詢問,以色列為何持續占領巴勒斯坦土地,以及這樣的行為是否正當。陳婉伶表示,以色列建國涉及宗教、民族主義、兩次世界大戰後的國際政治,以及二戰期間猶太人在歐洲遭受迫害等多重因素。她坦言自己並非相關歷史專家,也不希望透過策展人的位置,直接替觀眾判斷對錯。這次單元更希望透過電影提供不同的觀看角度,讓觀眾在接觸影像與資料後,進一步思考這些問題。

從失落的電影膠卷,到透過身體重新學習的舞蹈,再到運用歷史檔案重建的抗議事件,這次單元呈現了不同形式的記憶保存。對巴勒斯坦人而言,檔案不只是被收藏起來的過去,也存在於散落各地的影像、長輩的記憶,以及仍持續被實踐的文化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