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側記】TIDF 2026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鹿港反杜邦之後:一些社會運動工作者的畫像》李道明、王智章

【側記】TIDF 2026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鹿港反杜邦之後:一些社會運動工作者的畫像》李道明、王智章

日期|2026.10.17(六)14:00

映後座談|李道明老師、王智章(綠色小組成員)

側記撰寫|簡盈瑄    攝影|林炘潔

 

影像可以留下什麼?在沒有手機、網路尚未普及的年代,記錄社會運動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當時的媒體環境受到政治力量影響,許多發生在街頭的抗爭與社會事件,未必能透過主流媒體完整呈現。於是,有一群影像工作者拿起攝影機,走進運動現場,試著留下不同於既有媒體的觀看角度。

《鹿港反杜邦之後:一些社會運動工作者的畫像》透過影像回望臺灣社會運動的歷史,也讓觀眾重新看見當年投入運動的人們,以及影像工作者如何在有限的媒體環境中,尋找記錄與傳播的可能。映後座談邀請李道明老師與綠色小組成員王智章,從各自的拍攝經驗出發,談論紀錄片的製作背景、影像如何進入社會運動,以及不同世代如何觀看這些留下來的歷史影像。

|從公共電視計畫到被冷凍的影像:影片的拍攝背景

李道明老師首先回顧影片的拍攝背景。1984年從美國返臺後,他開始投入紀錄片相關寫作,也持續關注臺灣紀錄片的發展。對他而言,紀錄片不只是影像創作,更是記錄社會變化、呈現人民生活的重要方式。後來,公共電視籌備小組邀請他參與「人民的聲音」系列企劃,原先預計拍攝五個主題,分別是環保、政治、婦女運動、教育與原住民。這些主題涵蓋了當時臺灣社會正在發生的不同變化,也希望透過紀錄片,讓更多人的生活經驗與社會處境被看見。

然而,原本的企劃受到限制,影片無法按照預期公開。李道明後來只能自行負擔部分費用,繼續進行剪輯工作,並將素材整理成兩部作品。這次放映的影片,正是當年被冷凍的作品之一。因為相關素材捐贈給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經過修復,這部作品才重新有機會與觀眾見面。從拍攝完成至今已相隔三十多年,影像不僅保存了當時的社會環境與現場,也讓今日的觀眾得以重新理解,那些曾經無法公開流通的影像,如何在多年後再次獲得被觀看的機會。

|不只是記錄:綠色小組如何讓影像成為社會運動的工具

談到1980年代的影像工作,王智章從綠色小組的經驗出發,分享當時他們如何將攝影機帶進社會運動現場。對綠色小組而言,攝影機不只是記錄工具,更像是參與運動的一種方式,甚至可以說是他們手中的武器。

綠色小組大約從1986年開始投入大量拍攝工作,記錄街頭抗爭、黨外活動、民進黨成立後的政治集會,以及勞工、環保等各種社會運動。當時許多事件不容易透過主流媒體完整呈現,因此他們希望藉由自己的拍攝,留下不同於既有新聞報導的影像紀錄。這樣的工作也與當時的媒體環境密切相關。在那個僅有臺視、中視與華視三家電視台的年代,電視媒體的傳播力量相當集中。李道明也補充說明當時電視媒體的經營與政治力量有著密切連結,媒體能夠呈現什麼內容、如何報導社會事件,都受到當時政治環境的影響。

在這樣的媒體結構下,社會運動團體很難單靠既有媒體傳遞自己的聲音。綠色小組因此嘗試建立另一套影像流通方式,將拍攝完成的素材剪輯成VHS或Beta錄影帶,再透過不同管道送到觀眾手中。這些錄影帶會在演講會場、社運團體、民進黨公職服務處等地方流通,也會透過販售禁書、黨外雜誌及相關商品的流動攤販傳播。當時甚至有攤販販售與政治運動相關的商品,例如民主香腸。這些攤販不只是商品交易的場所,也成為政治訊息與社會運動影像進入日常生活的管道。錄影帶的販售收入則成為綠色小組維持運作的經費來源。

王智章提到,他們並不把影像當成只能由團隊掌握的商品,而是希望讓更多人看見現場發生的事情。因此,只要是為了社會運動的目的,其他團體想要複製、傳播錄影帶,他們通常都樂於讓影像繼續流通。從拍攝、剪輯到複製與傳播,影像因此不再只是事後保存的紀錄,也成為當時社會運動者彼此串連、傳遞訊息的重要媒介。

|底片與錄影帶:不同的影像選擇,也代表不同的工作方式

座談中,兩位講者也談到當年拍攝時使用的媒介。李道明選擇以底片拍攝,主要考量影像品質與長期保存的可能性。相較於錄影帶,底片能夠保留較好的畫面品質,也比較符合他對作品完整性與保存的期待。不過,底片拍攝成本較高,每一次按下快門都必須有所考量,因此實際拍攝的素材比例也相對有限。綠色小組則主要使用VHS與Beta等錄影設備。當時Sony推出的錄影設備,讓影像拍攝不再完全仰賴電視台或專業攝影團隊的大型器材。相較於昂貴且不易移動的專業設備,這些器材價格較能負擔,也更適合在街頭快速拍攝。

兩種拍攝方式背後,其實反映了不同的工作需求。李道明重視影像的長期保存與作品完整性,因此選擇以底片作為主要媒介;綠色小組則需要在快速變動的社會運動現場拍攝,並且讓素材能夠盡快剪輯、複製與傳播,因此錄影帶更符合他們的工作方式。一種方式著重於留下可以長期保存的作品,另一種方式則強調影像如何在事件發生的當下進入公共空間。兩者雖然使用不同的媒介,卻都在各自的條件下,努力留下那個時代的身影。

 

|在抗爭現場拍攝:影像工作者的風險與速度

相較於一般紀錄片的拍攝,進入社會運動現場工作,往往必須面對更多不可預期的狀況。王智章分享,當時拍攝者不只要注意現場發生的事情,也必須考量影像素材能否安全保存。在某些具有衝突風險的場合,拍攝者會先將已經拍攝完成的錄影帶交給記者朋友保管,避免素材遭到封鎖或沒收,再換上新的空白帶繼續拍攝。對他們而言,現場的每一段影像都可能具有重要意義,因此如何讓素材順利離開現場,有時甚至與拍攝本身同樣重要。

以520事件為例,現場往往需要多次拍攝,攝影者也很難事先預測,哪些畫面日後會成為重要的歷史紀錄。除了持續拍攝,綠色小組也必須在事件發生後盡快整理素材,讓影像能夠在最短時間內傳播出去。王智章提到,當時他們會將拍攝到的內容快速剪輯成約10至15分鐘的新聞快報,再透過不同管道送往各地,包括利用高速公路運送、請計程車司機協助傳遞,或透過各地服務處分送,希望能在24小時內,讓從宜蘭到屏東的觀眾都看見事件現場的情況。

|不同立場的人,曾經為了共同目標走在一起

談到當年的社會運動,李道明也回憶,1980年代的政治環境與今日有些不同。當時不同政治立場的人,未必會因為統獨或政治認同的差異而完全區隔彼此。許多人可能有不同的想法,卻仍然能夠為了共同的目標走在一起,參與反對威權、爭取民主與社會改革的行動。李道明提到,自己過去曾在《夏潮》做美工,也曾兼職編輯黨外雜誌。為了保留更多時間投入社會運動,他也調整自己的工作方式。對他而言,當時社會上有許多值得關注的議題,而不同背景的人能夠在同一個運動現場相遇,正是那個時代很重要的經驗。

不過,隨著社會運動逐漸發展,不同群體也開始形成各自關注的議題與組織。環保、勞工、農民與原住民族等運動,各自有不同的處境與訴求,彼此之間的合作方式也隨著時間改變。原本能夠為共同目標聚集的人們,後來可能因為政治立場、運動策略或對社會發展的想像不同,而逐漸走向不同方向。

王智章也分享,綠色小組的成員本身並非都具有相同的政治立場,有人支持不同政黨,也有各自的政治想法。但對他們來說,是否要拍攝一個事件,並不完全取決於事件背後是哪個政黨或團體,而是要看事件本身是否具有值得記錄的社會意義。即使彼此的政治立場不同,仍然可以在拍攝工作上找到共同目標。這也讓人看見,當年的影像工作並不只是為特定政治陣營留下紀錄,而是試著透過攝影機,讓不同群體的聲音與處境能夠被看見。

|從陽臺觀看歷史:紀錄者與行動者的位置

映後座談中,一位出生於2007年的年輕觀眾提問,對於成長在不同時代的人而言,戒嚴時期的社會環境或許很難想像。他好奇李道明當年拍攝時,是否曾經想過這些影像未來會有什麼樣的作用,以及身為紀錄者,如何看待自己與社會運動之間的關係。

對此,李道明表示,當時並沒有想得那麼遠。社會運動發生得很快,許多事情正在改變,他最直接的想法就是盡快將正在發生的事情記錄下來。他並沒有預先設定這些影像未來會產生什麼影響,也沒有特別想像它們會在多年後重新被觀看。他形容自己當時的位置,是「從陽臺上觀看」。在他眼中,真正投入行動、承擔風險並推動社會改變的人,是那些走在運動現場的參與者;而自己則是站在相對外圍的位置,觀察、記錄並留下影像的人。這樣的比喻,也呈現出紀錄者與行動者之間的不同位置。紀錄者不一定直接參與每一場運動,也未必能夠決定事件如何發展,但透過攝影機,他們可以將當下發生的事情保存下來,讓未來的人有機會重新觀看。

李道明也談到自己求學時期接觸社會與民族主義議題的經驗,以及赴美後對臺灣社會處境與國家定位的思考。這些經歷讓他更加關注臺灣社會的變化,也讓他對那些願意投入社會運動、甚至因此犧牲家庭生活的人們,抱持著敬佩的心情。如今,當年拍攝的影像重新修復、再次放映,年輕觀眾得以透過這些畫面,看見自己未曾經歷過的時代。對李道明而言,這或許不是當初拍攝時就預設的目的,卻成為這些影像在多年後重新出土的意義:讓後來的人知道,臺灣曾經經歷過什麼,又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

|讓不同的影像彼此對照,重新理解我們走過的路

座談尾聲,有觀眾將討論帶回當代,詢問在今日的政治環境下,民主是否正面臨新的危險,以及影像工作者還能夠做些什麼。李道明認為,當代的影像環境與過去已經有很大的不同。現在每個人都可以透過手機拍攝與分享影像,影像的數量快速增加,AI技術的發展也讓真假之間的界線變得更加模糊。當影像不再稀少,甚至可能被大量製作與修改時,觀眾如何判斷影像的真實性,也成為新的課題。但他並不認為影像因此失去意義。相反地,影像仍然可以成為人們理解社會、反省歷史的重要工具。只是觀看影像不能停留在接收資訊的層次,還需要進一步思考影像是由誰拍攝、從什麼角度呈現,又有哪些事情可能沒有被放進畫面之中。對年輕世代而言,學習判讀影像,將會是理解當代社會的重要能力。

王智章則建議,若想理解當年的社會運動與媒體環境,可以試著同時觀看老三台與綠色小組留下的影像。不同媒體所處的位置不同,拍攝者的立場與觀看角度也不一樣,因此同一個事件可能會呈現出截然不同的樣貌。透過彼此對照,觀眾才有機會看見單一影像之外的更多面向。從當年需要將錄影帶交給他人保管、再透過各種管道送往不同地方,到今日每個人都能透過手機即時拍攝與傳播,影像工作的條件已經有了巨大的改變。但無論媒介如何更迭,影像始終不只是畫面的保存,也涉及拍攝者如何觀看世界,以及觀眾如何理解所看見的內容。

這場座談從1980年代的紀錄片製作談起,延伸至綠色小組的影像工作、社會運動的傳播方式,再回到今日人人都能拍攝影像的時代。那些曾經被保存下來的畫面,不只讓我們看見過去的街頭、人物與事件,也提醒我們,歷史並不是單一的敘事,而是由許多不同位置的人共同留下的記憶。

當年有人走進現場,拿起攝影機記錄正在發生的事情;多年後,這些影像重新被修復、放映,讓另一個世代得以觀看。影像或許無法完整還原歷史,卻能讓那些曾經存在的身影、聲音與行動,再次進入我們的視野,也讓過去繼續與今日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