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側記】《海海臺東・南島誌》× 臺東國際南島影展|《月落之前》
日期|2026.08.07(五)13:30
映後座談|露阿法塔.席娜努克魯茲、維爾索尼・赫雷尼科、潘小雪、蘇弘恩
側記撰寫|鄒依桐 攝影|Mumu Kao
本次放映的《月落之前》由Kimberlee Bassford執導,歷時八年拍攝,最初從薩摩亞知名作家Sia Figiel的生命與創作出發,卻因現實中的重大事件徹底改變方向。2024年,Sia遭控謀殺多年好友、薩摩亞裔詩人與學者Caroline Sinavaiana-Gabbard,讓這部已經進行多年的紀錄片,不得不重新思考如何面對眼前的人物與故事。
映後邀請本片顧問、薩摩亞文化學者 Manumaua Luafata Simanu-Klutz、斐濟羅圖馬島劇作家與電影導演 Vilsoni Hereniko、當代藝術學者潘小雪與導演蘇弘恩共同對談。討論從薩摩亞文化出發,在家族、創傷、精神健康、性別與紀錄片倫理之間往返,也不斷回到同一個難以回答的問題:當一個人的生命如此複雜,我們可以如何理解她?
|從薩摩亞文化進入電影:Ifoga/公開道歉
映後首先從電影裡出現的薩摩亞傳統道歉儀式Ifoga談起。Luafata說明,在薩摩亞文化中,當家族或社群發生嚴重傷害時,道歉並非只屬於犯錯的個人。傳統的Ifoga會讓造成傷害的一方將自身置於極為卑微的位置,等待受害者及其家族決定是否接受。過程牽涉的不只是「原諒」,更包含家族、責任、羞恥與關係如何重新被建立。電影中的形式雖然與傳統儀式不完全相同,但她認為,文化本來就會隨著時代改變,重要的是儀式背後承載的精神是否仍被延續。
討論也因此延伸到Sia過去曾遭遇的傷害。Vilsoni提出,如果傷害發生時,加害者及其家族曾真正承擔責任、進入文化既有的修復機制,後來的人生是否可能走向不同方向?這並非替後來發生的事件尋找藉口,反而將視線從「一個人做了什麼」往前拉,看見傷害發生以後,家族與社群是否曾經接住一個人。
|西方精神醫療 vs. 自身文化療癒
電影中另一條重要線索,是Sia長期面對的精神健康問題。蘇弘恩注意到,片中的精神醫療仍以診斷、用藥與治療等西方醫療體系為主要框架,因此進一步提出:如果回到薩摩亞或其他原住民族文化自身,是否存在另一套理解精神狀態與療癒的方法?
Vilsoni的回應則把焦點帶回家庭與社群。他認為,Sia真正需要的也許不只是醫療,而是長期、穩定的陪伴。Sia離開薩摩亞多年,當她重新回到熟悉的社群,反而不知道該如何說出自身的處境;在一個家族與人際關係緊密的文化裡,無法開口也意味著她與原本可能提供支持的網絡逐漸失去連結。
潘小雪則從藝術創作者的生命經驗切入。她談到,創作者往往同時生活在現實與超越現實的狀態之間,而「創作」有時不只是職業或作品,更可能成為一個人維持自身生命秩序的方法。她也因此重新觀看片中Sia曾因照顧孩子而長時間停止寫作的經歷:對一名創作者來說,失去創作是否也意味著失去某種支撐自己的方式?診斷與藥物之外,一個人是否仍需要家人、社群、文化和創作共同承接?
|性暴力、羞恥與家族:為什麼「說出來」這麼困難?
觀眾提問又將討論帶向Sia曾遭遇的性暴力與家庭經驗。與談中提到,性暴力經驗並不總發生在陌生人之間。當加害者是熟悉甚至受到信任的家族成員,受害者可能同時保有依戀、信任、恐懼與困惑,也更難將經驗清楚地說出口。身體在傷害過程中的生理反應,也可能使倖存者反過來懷疑自己,但這些反應並不等同於同意。
電影裡,母親與女兒的經驗也讓創傷呈現出跨世代的痕跡。一個傷口並不一定在事件結束後自然消失,它可能進入家庭關係、教育方式、羞恥感與沉默,再以不同形式延續下去。這些討論也讓映後一開始談到的Ifoga重新浮現。傷害究竟屬於一個人,還是一整個關係網絡?如果創傷的形成牽涉家族與社會,那麼療癒是否也不能只要求受傷的人獨自完成?
|「Where are the men in the movie?」
「電影裡的男人去了哪裡?」觀眾問道。從Sia與母親遭遇的傷害,到養育孩子、照顧家庭與維繫關係,電影中反覆出現的是女性的身影。當中男性角色的缺席,進一步觸及薩摩亞社會中的性別規範與家庭責任:當女性被要求承受對性與生育的規範,又經常成為主要照顧者時,男性在關係中應承擔的責任又位於何處?
不過,映後的補充也讓這份「缺席」變得更加複雜。Vilsoni提到,Sia孩子的父親並非從未希望參與家庭,對方曾表達想加入照顧,只是當時沒有被Sia接受。因此,「男人去哪裡了?」反倒將觀眾的視線移向銀幕之外:電影呈現的是一段生命的切面,而非所有關係的完整答案。那些沒有出現在鏡頭裡的人,同樣可能構成人物生命的一部分;而銀幕上的缺席,也讓女性長期被留下來承擔的重量變得更加明顯。
|理解一個人是否等於替她辯護?
拍攝約第五年時,Vilsoni提到曾看過當時的版本,認為電影似乎已經可以結束。然而,Kimberlee再去詢問Sia後,得到的回答卻是:故事還不能結束。當時她的人生仍有許多事情正在被揭露,因此希望拍攝繼續。這段分享讓「八年跟拍」出現另一層意義。拍攝何時開始、何時結束,並不完全只是導演單方面的決定;被攝者也參與了作品如何繼續發展。但現實最終以任何人都無法預料的方式介入電影。
重大事件發生後,不少Sia身邊的人選擇離開,Kimberlee卻仍維持兩人原先的朋友關係。Vilsoni談到,這也是電影後來能夠繼續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導演沒有因人物做出難以接受的事情,就抹除過去八年間建立的關係。理解一個人,是否等於替她辯護?保有同理,又是否必然會減輕她造成的傷害?
|鏡頭後的人,也逐漸走進電影
隨著現實不斷改變,《月落之前》的形式也發生變化。映後談到,較早的剪輯版本曾讓幾位顧問感到不滿足,Kimberlee於是重新回去調整;在現在的版本中,導演自身的位置也逐漸變得明顯。某些後段場景甚至讓與談人第一次觀看時感受到較強的設計痕跡,也因此提出:紀錄片與「說故事」之間的界線究竟在哪裡?
只看片頭,《月落之前》像是在觀看一位薩摩亞女性作家的生命;但隨著故事前進,觀眾也逐漸意識到鏡頭後存在另一個人。她陪伴、觀看、選擇留下,也必須一次次重新決定電影該如何繼續。
八年的時間,讓影像不再只是關於Sia的紀錄。現實改變了人物,也改變了導演與被攝者的關係,更不斷改寫這部電影原本可能抵達的終點。正因如此,《月落之前》沒有將Sia簡化成單一身分。她曾是一名受到國際肯定的作家,是母親、女兒與朋友,是曾經承受創傷的人,也是後來被控造成另一個人死亡的人。電影並沒有讓其中一個身分完全覆蓋另外一個。
理解一個人的生命軌跡,並不等於否認她所造成的傷害;而承認傷害,也不代表她此前的人生必須全部被抹去。或許《月落之前》真正留下的,正是這份難以輕易回答的矛盾。當故事早已偏離最初預想的方向,鏡頭仍選擇留下,看著一個人如何在文化、創傷與關係之間走到今天,也讓觀看的人重新思考,我們究竟能以多大的複雜度去理解另一個人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