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側記】南方影展｜《發財車》陳柏翰、《十方之地》黃肇邦
日期｜2025.10.17（五）19:30
映後座談｜陳柏翰、黃肇邦
側記撰寫｜徐希絜 攝影｜鄭巧筠
｜《發財車》：記憶與情感的載體
劇情短片《發財車》由陳柏翰執導，描繪司機阿禾與發財車之間的故事，該片曾入圍2024台灣南方影展與2025青春影展。本次座談邀請到陳柏翰導演，分享影片拍攝歷程與創作靈感。
《發財車》拍攝的契機，來自陳柏翰的成長回憶。小時候，陳柏翰家裡開著家庭式塑膠工廠，爺爺會開著發財車到處送貨。前幾年爺爺過世，發財車也因過於老舊而被父親報廢。陳柏翰在感到不捨的同時，也不禁思考：「為什麼這些『沒有價值的東西』就要被丟棄、被替代？」於是，他回到家鄉台南拍攝《發財車》，藉由影像抒發這般往日不再的感慨。
片中老爺爺阿禾和小男孩之間的互動備受矚目。談及演員指導，陳柏翰分享，這名小演員曾是他過去拍攝作業時的合作對象，他調皮而直率的形象與《發財車》的要求十分相符。飾演阿禾的陳文彬則是經驗豐富的演員，能夠很自然的與小朋友對話。兩人在對戲過程中自然聊天、交流，即使演出脫離了劇本，依然碰撞出極佳的化學反應。
片中阿禾教導小朋友開車時，陷入奇妙幻想的橋段，獨特的呈現手法令觀眾印象深刻。陳柏翰表示，這個片段參考了遊戲《最後生還者》中，主角遊玩廢棄機台時的魔幻表現手法。原劇本其實並未計畫如此呈現，而是在拍攝前一夜才和攝影師討論，以現有的燈具去實現如幻覺般的視覺效果。在剪輯影片時，又對此片段做了新的改動，將敘事視角聚焦於阿禾的心理狀態，使他開著車，駛入自己所念想的回憶之中。
談及未來的拍攝規劃，陳柏翰透露近期剛完成一部新片的後期製作。爺爺離世後，陳柏翰企圖透過《發財車》與這部新作品呈現兩種不同角度的「告別」。新作與《發財車》同為公視學生劇展的參展作品，預計將於明年三月正式與觀眾見面。
｜觀眾提問與回饋
有觀眾回饋，電影對車況的描繪成功扣住人心，開場便讓觀眾與車主一同擔憂車子是否會拋錨；此外，片中孩子闖禍後主動認錯的態度也使觀眾十分感動。觀眾也察覺到，導演與爺爺之間，正是透過「發財車」等物件，建立起超越時空的聯繫，這份以物寄情的情感也反映在了《發財車》的主角阿禾身上。
事實上，陳柏翰與爺爺最深刻的情感連結，其確都與「車」息息相關。他回憶道，爺爺與包含父親在內的五個兒子，都是比較內斂的類型，家人之間很少談心，這樣家庭的氛圍也影響了他。即使不擅表達情感，他們也明白家人間關心彼此的獨特方式。以爺爺為例，無論是帶年幼的他一起去送貨，還是開著另一輛箱型車載孫子們出門遊玩，這些「陪伴」都是他對後輩表達關愛的方式。隨著孩子們逐漸長大、爺爺離世，當年的廂型車與發財車皆已不復存在。陳柏翰坦言，他並不清楚爺爺生前是如何看待這些車輛的，但無論如何，這些車都承載了無比珍貴的家庭回憶，成為他與家人之間永不褪色的情感連結。
談及片中男孩與阿禾的互動關係，陳柏翰分享了編寫劇本時的構想：阿禾將這位老闆的兒子視如己出，同時也填補了男孩那「缺席的父親」的空缺。當阿禾開著車載男孩出門時，男孩彷彿再次得到了忙碌的父親所無法給予的父愛。另一名觀眾觀察到，阿禾與男孩代表了爺爺與孫子，兩人之間缺少的一輩，正好是阿禾總是聯絡不到的「兒子」，以及男孩那無暇照顧自己的「父親」。順著這個話題，觀眾進一步提問，片中穿插的家庭回憶DV影像，究竟具有何種象徵意義？陳柏翰回應，DV影像刻意採用第一人稱視角來呈現阿禾的個人記憶，因此他並未出現在畫面之中。鏡頭下，他的視線望向妻兒，這份凝視正象徵著那些雖已模糊、卻依然純粹美好的往日時光。
一名觀眾帶著女兒一同觀影的觀眾感性分享，表示《發財車》雖然片長僅有短短二十七分鐘，卻道盡了最真摯的情感。這部片讓他產生強烈共鳴，聯想起自己同樣開著發財車的父親。她回憶道，兒時父親會開著發財車載她去農田摘水果、去菜市場販賣。起初坐在發財車上的微微自卑與擔憂，隨著年紀增長而轉化成自在悠閒的幸福感，如今回想起坐在車上吹著風的日子，內心便感到無比滿足。她由衷感謝導演拍攝了《發財車》，讓觀眾得以重新拾起這些久遠卻溫暖的熟悉記憶。
｜《十方之地》：浪潮間的香港
紀錄片《十方之地》由黃肇邦執導，於2024年上映，鏡頭聚焦於香港紅磡舊社區的街道，記錄居民的生活面貌。
對黃肇邦而言，紅磡是一個相當「奧妙」的地區。表面上，它是舉辦眾多大型演唱會的勝地，熱鬧且充滿活力；此外，它也是一個座落著古老唐樓的古樸區域。然而在香港本地人眼中，紅磡卻與殯葬產業息息相關，若非為了觀光，多半是為了辦理「白事」而來。這使得紅磡成為城市中一處特殊的角落，似乎也侷限了其未來的發展空間。
拍攝之時，紅磡外圍正在興建跨海鐵路，這賦予了紅磡一個大膽且極具反差的想像空間——一個以殯葬作為主要產業的傳統區域，竟也可能因這條對外的交通路線，獲得經濟發展的契機。導演觀察到，香港人在看待區域發展時，往往更著重於經濟。當一個如此傳統且被視為忌諱的地方也擁有翻身的機會，便衍生許多疑問與可能性。因此，黃肇邦認為紅磡這份複雜性足以代表香港的某種切面，也是他記憶中所熟知的香港。
雖然並非紅磡在地居民，但黃肇邦在當地工作時所見的社區風貌，使他聯想到兒時居住在老舊社區的記憶。例如，凌晨時分開市的傳統市集「天光墟」，就十分符合記憶中的家鄉光景。隨著城市快速發展，許多天光墟已漸漸被淘汰消失，現存的寥寥無幾。《十方之地》中鏡頭所捕捉到的寶其利街，便是在紅磡屹立二、三十年之久的天光墟。
由於兒時曾親眼見證，也親身參與過與附近長者擺攤、買賣的生活，黃肇邦對舊年代的香港有著深刻的暸解，也熱切地希望能將紅磡這個宛如記憶中老香港縮影的地方，透過影像記錄下來，以向觀眾道來他所知的香港故事。
｜在天光墟成為天光墟之前
有別於黃肇邦過往的作品，《十方之地》的鏡頭語言多以定鏡為主，沉靜地觀測與紀錄。導演認為，這次拍攝的空間、街道與人群皆變幻莫測，三者之間存在著緊密的互動關係。因此，拍攝初期他並不聚焦於單一特定對象，而是放慢腳步觀察，透過鏡頭去認識街頭上的每一個人。
起初，黃肇邦徵得回收店老闆的同意，讓他在店內宛如觀看風景般記錄街道一日的變化：白天，可見街上來來往往的車輛，以及變賣拾荒物與垃圾的人們。到了午夜十二點，周邊商家皆已打烊，同一條街道卻搖身一變，化作「天光墟」。隨著日復一日的拍攝，他結識了越來越多社區中的人，鏡頭也逐漸走入他們的生活，這些人物後來便成為了《十方之地》的主要被攝者。然而，黃肇邦仍刻意與被攝者保持遠一點的距離，藉此騰出更大的敘事空間，將居民所處的環境與導演對城市的理解融合，讓觀眾清楚看見：「這究竟是個什麼樣的地方？這些人如何在這片土地上生活？」於是，《十方之地》在這樣循序漸進的拍攝節奏中，逐步勾勒出紅磡的人文風景。
若從2017年黃肇邦獨自帶著DV去回收店拍攝算起，《十方之地》的拍攝過程約有六年之久。最初在回收店捕捉到的影像素材引發了他濃厚的興趣，於是便著手撰寫計畫書、尋求資金支持，在2018年正式開始拍攝，直至2023年完成。拍攝期間，香港社會歷經了劇烈的動盪與變遷，這也促使他反思《十方之地》應傳達的訊息——去揭示香港鮮為人知、較少受到關注的底層面貌。
黃肇邦認為，拍攝紀錄片並非每天都扛著攝影機實地拍攝，其中更包含了與拍攝對象共同學習，以及沉澱思緒、思考創作初衷的過程。這六年便是無數微小意念與反思的總和。
｜街道下的暗流
紀錄片從香港的傳統習俗「觀音借庫」切入，拍攝紅磡觀音廟的借庫儀式。黃肇邦分享，紅磡觀音廟被香港人公認為最靈驗的廟。從民間傳說來看，凡是遭遇困難與病痛的信眾，都能在參拜後逢凶化吉；以歷史層面來看，戰時紅磡曾遭逢猛烈轟炸，紅磡觀音廟卻安然無恙，被視作神明保佑的奇蹟。以城市發展的角度檢視，早年觀音廟座落於在海邊，如今卻因填海造陸而成為內陸，可見香港幾十年來的發展是何等迅速。之所以將「觀音借庫」放在紀錄片開場，就是為了讓觀眾能快速進入狀況，暸解這座城市的價值觀。香港地狹人稠，人們對於求財、求機遇有著極其強烈的渴望。在這裡，每個人都能透過傳統信仰去尋求心靈的庇護。在理解這層時代背景後，當觀眾重新凝視這座廟宇，便能激發出截然不同的體會。
在粵語中，「水」往往象徵著「財富」。日常口語裡，提到「有沒有水分」便是在暗示「有沒有利潤或錢財」。同理，臨海或傍水的土地與住宅，其價值往往遠高於其他地段。四面環海的香港島之所以寸土寸金，正呼應了香港人對水與海等概念的詮釋。
拍攝時，連接紅磡與香港島的「過海段」正大興土木。黃肇邦發覺，儘管紅磡社區中的居民對外頭的世界一無所知，當地房地產的炒賣卻早已暗中展開，許多房子都淪為危樓且意外頻出，業主卻遲遲不願修繕或管理，為的只是等待通車後能賣個好價錢。然而，這項過海段工程爆發諸多醜聞，造價高達上千億港幣，工程更是拖延多時。與此同時，在紅磡生活的人們依然在街道上勤懇工作，依靠著每天幾塊錢的微薄收入努力生存，與外頭龐大的資金流動形成強烈對比。
黃肇邦的鏡頭始終注視著紅磡的街道與人群，在畫面中，觀眾看不見外面的「海」，也看不到象徵金錢的「水分」，只能隱約察覺海邊似乎有工程在進行。為了在紀錄片中呈現「水」的湧動，他巧妙地在音效中融入了水流聲，藉此隱喻那些無形的外部力量——有人正默默看著這一切發生，不論是地產商、財團或政府。然而，城鎮中的小人物卻永遠不知道水將流向何方，這便是屬於基層小人物的哀傷：他們總是被外界推著走，只能依靠自己的勞力賺錢，為了各自的生存理由而努力，這便是黃肇邦這幾代香港人共同的時代感受。
｜觀眾的回饋與提問
由於《十方之地》以觀音菩薩作為開場，使觀眾不禁好奇：觀音手持甘露水的形象，正好與片中「水分」的概念有關聯，是否是導演的刻意安排？對此，黃肇邦回應道，為了將觀音信仰妥善融入紀錄片中，他曾研讀大量文獻，觀音的來歷、歷史流變與民間信仰體系極其複雜，一般大眾恐難以在短時間內消化這些知識。因此，在仔細研究過後，他決定只將觀音想像成一位「默默看顧眾生的神明」，沒有再進一步深入解讀。
談及《十方之地》在國外放映的經驗，黃肇邦表示，國外觀眾的視角與華語地區截然不同。就片名而言，中文的「十方」本是宗教術語，意味著遍及各處的所有方向，涵蓋全宇宙。此外，「十方」的粵語發音與華語相近，華人社會較能理解與想像其意義，但在翻譯成英文時，卻面臨了相當大的挑戰。最終，他將英文片名定為《Obedience》（意為「服從」）。儘管聽起來較為壓抑，卻貼切地反映了香港人的生活態度：在物價高昂、地狹人稠的夾縫中，為了生存，人們總得妥協、付出代價，甚至被迫放棄某部分的自我。如果外國觀眾能理解香港人的這一面，想必也能以全新的眼光，來看待片中的一切。
「香港就是這麼有趣，那些你平時看不見的人，也有那麼多的故事。」
這些故事時而悲涼，時而溫暖。例如片中記錄了一家人的溫馨畫面，孩子牽著母親的手，充滿了愛與溫度；又或者是那位戴帽子的婆婆，在不相愛的丈夫離世後終獲自由，可以隨心所欲的過日子，這份自由便成了她生活的動力。
回顧香港從貧窮走向繁榮的發展史，過去只要願意打拼，窮人也能翻身。如今，《十方之地》傳達的卻是香港面臨的困境：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社會的矛盾也隨之叢生。黃肇邦用影像關注著小人物所在的世界，從一個平凡的街頭，觀察他們的生活習慣，再以宏觀視角檢視大環境。他期盼身處「大世界」的人們，能夠藉此與這群「小世界」的百姓建立連結，因為唯有彼此理解，這座城市才得以持續運轉下去。
座談尾聲，黃肇邦笑稱，自己拍攝紀錄片的歷程宛如「升學」，是一段不斷學習與成長的過程：拍攝《子非魚》是小學階段，《伴生》跟《3cm》是小學畢業；《十方之地》則讓他有種「中學生在拍紀錄片」的感覺。理想中，他的下一部作品將於明年與觀眾見面，那將是一部揉合了眾多不同元素與議題的影片。對他而言，這無疑又是一趟無比深刻、且充滿蛻變的拍攝旅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