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側記】島嶼縮影｜《星空下的黑潮島嶼》映後王傳宗黃河
日期｜2025.4.19 14:00
映後座談｜導演王傳宗、演員黃河、主持人沈菲比
側記撰寫｜王妍均 攝影｜Mumu Kao
「在望著有去無回的島上，他們用知識點燃微光。」
1950年代，韓戰爆發，台灣進入嚴峻的戒嚴時期。綠島——這座被黑潮環繞的孤島——成了思想異議者的流放地。被冠以「新生」之名的政治思想犯們，來自社會的不同角落：醫師、學生、藝術家、農人⋯⋯因信念、因言論，被迫離開生活的軌道，進入思想改造的禁錮之中。
物資短缺、醫療匱乏、監控嚴密，島上的生活艱困難耐。但在這樣的環境裡，仍有一群新生選擇不讓知識沉沒。他們在困頓中搭建起醫務所，頂尖技術、科別齊全，不僅守護了許多人的性命，也為綠島帶來醫療、農業與教育上的改變。這座島嶼，曾短暫地出現一座由囚徒組成的「醫學殿堂」。
在政治高壓與孤絕海風之中，他們用醫術、智慧與信念，撐起島上最後一絲希望的光。
本次邀請到星空下的黑潮島嶼導演王傳宗以及劇中飾演羅有德的演員黃河來到現場與影迷分享。
「一張照片、一篇報導。」
導演在一次為下一部作品尋找靈感的過程中，偶然看見了一篇報導——標題寫著：「曾經火燒島有台灣最強的醫務」。這樣的句子，讓人難以相信。1950年代的綠島，在大多數人印象中是蠻荒、封閉、與世隔絕的，怎麼可能有「最強」的醫療機構？
報導中那張泛黃的照片成了關鍵。畫面裡站著八位醫生，有的剃了光頭，有的則保有整齊的髮型——原來，這張照片裡有軍醫，也有當時被囚禁的政治犯。最令人動容的是，站在正中央的C位，不是官員或軍醫，而是一位光頭的人犯。在那個黨國這麼封閉的年代，竟然會把沒有頭髮的人犯醫生擺在合照中間，就代表那個醫生一定很重要。
這張照片來自作家米果的報導，而那位站在中間的醫生，正是她的舅舅——顏世宏，一位曾在火燒島上被囚禁的知識分子，也是一位醫師。他所寫的回憶錄《青島東路三號》，記錄下那段封閉年代裡，被流放者如何以專業與勇氣，在艱困環境中重建希望。
這段創作旅程，循著文字與影像的軌跡，從那本書中找尋各位前輩的名字，有些還在、有些已經離開了，他們一位位拜訪尚在人世的前輩與家屬，讓那些沉默的故事重新被聽見。從2018年開始累積，終於在2025年，這段歷史被拍成了影像。
「他是個醫生，但不只是個醫生。」
醫生並不只是醫療技術的執行者。他們在極端的時代裡，面對的不只是病人，更是信念的拉扯與生命的選擇。
劇中兩位核心角色——羅友德與李慕雄，是兩種醫者精神的象徵。友德是那種一看到病患就忍不住出手相救的人，哪怕身處在資源匱乏、環境惡劣的火燒島上，他依然選擇站出來開刀、治療，即使一開始總說「不行不行，這裡太簡陋了」，但到最後還是默默開了手術。有一次，他實在沒得選，只能用一把廚房的刀和一支湯匙開刀。這樣的場景真實得令人發笑，也令人心疼。
而慕雄則代表了另一種觀點。他總是自信地說「沒問題，我可以，給我三分鐘。」像是在告訴世界：只要有心，什麼都辦得到。可他的衝勁與簡略的準備，也讓其他醫師哭笑不得。有人精心消毒、備妥縫線，他卻端出一把湯匙。這種衝突，荒誕中蘊含著深刻的思索：在極限環境中，到底什麼才是真正的「準備好」？
導演認為，這兩位醫生不是在辯論誰對誰錯，而是在體現兩種思考生命的方式。一種是：我看見一條命在流逝，無論如何我都要出手。另一種是：我想幫，但在此之前，我也要衡量我是否會因此喪命，甚至拖累其他人。
這樣的差異，沒有絕對的對錯。只是他們所選擇的每一步，背後都藏著對「責任」與「信仰」的不同理解。有人想救一個人、救自己的妻子，有人想救整個地方上的人，甚至救那些從未謀面的未來。
在劇的後面兩個人、兩個角色也有很明顯的，對於信念或是信仰上面的衝突跟轉變，導演認為那個部分是最精彩跟耐人尋味的地方，不管是在歷史或者在人性上面，看完之後會深深的覺得我們現在擁有的一切都非常的珍貴，要好好認真的看待並且保護著。
「在我四十歲以前，我竟從未聽過這段歷史。」
在《星空下的黑潮島嶼》之前，對許多人來說，那段發生在1950年代綠島的歷史，是完全陌生的。甚至不只是陌生，而是「從未出現在我們的影視記憶裡」。導演分享，當初看到一篇報導時才第一次知道，在那個年代，曾有一群政治犯醫生，用他們的專業和信念，在火燒島上改變了整個醫療環境。他說：「我自己從小看電影、看台劇、寫影評，幾乎沒有看過台灣影視處理這樣的題材。」
他自問：「我們為什麼總是拍青春、愛情、偶像劇？」不是因為台灣人特別喜歡小清新，而是因為我們幾乎沒有其他被允許紀錄、探索的歷史素材。於是我們變得熟練，拍得好，但卻在這樣的熟練中，遺忘了那些更深沉的可能。
這部劇對導演來說，是一場個人的「民主啟蒙」——四十歲那年，才第一次真正認識自己的土地上，曾經發生過什麼。原以為自己是一個自由獨立、有主見的人，卻在這一次歷史的發現中，產生一種震驚與羞赧：「這些故事，不是我們早就應該知道的嗎？」
而他不是唯一一個這樣感受的人。過去的歷史教育裡，我們記得的可能只是神農嘗百草、蘇武牧羊，歷史被神話化了，地理被形狀化了，我們熟悉的是秋海棠形狀的台灣，卻對政治受難者、島嶼的醫療抗爭、白色恐怖的真實故事一無所知。
演員黃河提到，參與這部作品，讓他感受到的不只是榮幸，而是一種責任。他說：「當我開始讀劇本、查資料，我意識到這是一段關於理想與現實、信念與選擇的故事。這些人用生命提出了對世界更好樣貌的想像。」
在故事的最後，我們看到角色們所做的選擇，那不是簡單的對或錯，而是在複雜的現實中，努力讓自己的責任與良知多一些空間。「有時候選擇不只是二分的，是或非、對或錯，而是一段有光譜、有層次、有深度的旅程。」
「封閉不是冷漠，而是活下去的方式。」
「羅友德」這個角色的心境轉變，源自他協助阿貴取出子彈，原本只想默默幫忙卻意外暴露了行動，導致自己被抓，進而陷入自責與壓抑。
導演提到，角色設定之初就帶有「亞斯伯格」特質，不善言詞，也不輕易表露情感。尤其在那個時代背景下，任何多餘的表態都有可能牽連親人，因此「多做多錯」幾乎是生存的鐵律。正因為如此，友德選擇壓抑自己，儘可能不與人產生太多牽連。
當幫助阿貴的善意行動被發現，他開始覺得憐憫心害了自己，也可能會害了家人。這樣的心理壓力，使得他在碉堡中幾乎與外界斷裂，拒絕溝通、切斷情感連結，不再插手他人事務。這並非冷漠，而是一種保護機制。
直到後來，因為阿貴提及了「電波中隊」——一群精神狀態不穩的士兵被關在一起的真實情況——勾起了友德對過往記憶與情感的牽動。而真正觸動他內心的，是一首名為《居賢之歌》的旋律。這首歌是友德與過去與家人的連結，也成了他情緒解封的契機。導演表示，這段轉變會在第三集揭示更多細節。
角色的轉變不僅是劇情推進的核心，也反映出那個年代人們在高壓社會下的無力與自保。當時的氛圍，是連沉默都可能被視為威脅。演員分享，詮釋這個角色時，時常思考如果自己身處那個時代，是否也會如友德一樣，把情感深埋，只為活下去。
映後座談提問
這場映後座談中，觀眾首先關注導演如何在沉重的歷史題材中融入感動與希望，提及劇中新生兒的意象猶如一束微光，為黑暗時代注入未來的可能。導演回應，作品希望透過細膩的人性描寫，引導觀眾主動理解歷史，而非僅以政治事件作為說教。他強調，即使身處黑暗之中，只要有一個小小火光就能照亮很多人。
隨後有觀眾對歷史年份與人物設定提出考證，質疑劇中年代與真實事件有所出入。導演則解釋，劇情核心約落在1951至1953年間，為配合戲劇節奏與情感張力，須對史實做出適度調整。他也提到，劇中綠島的空間設計參考自人權園區，是對集體記憶的濃縮再現。
關於選角，也有觀眾提出劇中客家角色多由非客家演員飾演的疑問。導演坦言，在兼顧演員表現力與戲劇傳播力的前提下，選擇合適的演員為首要考量。他期盼透過角色的呈現，引起更多人對客家文化的關注與認識。
最後，有觀眾提問台灣能否借鏡韓國，將轉型正義題材以戲劇形式推向大眾市場。導演表示，電視劇的魅力在於能以情節打動人心，兼具教育與娛樂。他希望，透過戲劇作為媒介，讓更多人走近歷史、理解記憶，而這正是創作與真實之間最珍貴的橋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