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側記】TIDF《由島至島》映後座談｜廖克發導演與彭榮邦教授
日期｜2024.12.21 (六) 13:00
主講｜廖克發導演、彭榮邦教授
文字整理｜劉定騫 攝影｜張玳瑋
彭榮邦教授：
感謝廖導演讓我們有將近大概五個小時的一個紀錄片的經驗，來面對「台籍日本兵到底在東南亞經歷了什麼」這個困難的問題。我們後來在看影片的時候慢慢發現到，這部紀錄片實際上是牽涉更廣泛的事情跟人。如果是我來說，我會說這部紀錄片涉及的是—日本的軍國主義以台灣為南進基地這一個由島至島的集體經驗。
不知道多少人知道台灣是日本帝國的南進基地這件事情。台大就是台北帝國大學，其實帝國大學早期做的研究都是跟東南亞有關的研究，因為日本設想它的國民跟軍隊前往東南亞的時候會碰到什麼樣的問題，希望以台灣為基地做研究。
台灣觀眾比較熟悉的賽德克巴萊霧社事件，其實在相當程度上挑戰了那時的日本帝國，他們本來沒有那麼認真想原住民的問題，覺得為什麼你們這些漢人我都搞定了，突然之間這些我覺得你們幫我扛木頭的這些人，會以這種我們沒有辦法意料的方式進行那麼大規模的叛變。我們如果回去看台大殘留的一些史料的話，因為我自己是台大心理系的，心理系的一個建立基礎其實有一部分就跟這段歷史有關，因為那個時候像鄭發育教授他們是從知覺心理學的角度去研究原住民的色彩反應，我覺得就是我們看到的這種台籍日本兵的南洋經驗，其實是這樣一個大的集體經驗的最初切入點。
我想首先要講的是，這一個由島至島的歷史經驗，其實在台灣是一個不太被談論的經驗，就是廖導演說的沉默的經驗。這個沉默其實其來有之，因為不管是在二戰後國民黨的黨國歷史，還是台灣在1990年代民主化之後的國家歷史，這一段由島至島的歷史，都不是這兩個國族歷史當中的核心部分，甚至是希望它隨著時間灰飛湮滅的一個過去。可是我覺得特別是從一個心理學家的角度來說，我覺得任何一段過去都很重要，因為過去它不一定是過得去的過去，有時候它會變成過不去的過去。從現在分析的角度來看，哪一些過去會是過不去的過去，實際上是對人的心理造成重大衝擊的，它可能是令人痛苦的、distressing（令人苦惱的）的經驗，或者更嚴重一點的就是那種難以言說、難以成為話語的經驗，一種unspeakable（無法言說的）經驗，這兩種經驗都是精神分析會稱之為「創傷經驗」。精神分析之所以會重視創傷經驗，會希望讓這些令人痛苦難以言說的經驗都有機會被說出來，把中間被桎梏的情感釋放出來轉為語言，是因為這些創傷經驗如果沒有辦法變成可說的、維持在沉默的，它會用一種更難以預期的、更難以處理的、甚至是非常暴力的方式突破沉默。
那我在看《由島至島》這部紀錄片真的有非常既視感。因為一開始是一段父子對話，一個移民父親從馬來西亞這個島來到台灣這個島，然後要面對他孩子的天真提問，就是說二戰期間台灣士兵到底在東南亞做了什麼？在那個我們來自的地方到底做了什麼？他其實打開了一段就是我們在乎這段過去的一個追問。移民是一個由島至島的歷程，可是這一段過去涉及到日本軍國主義的這一個過去，實際上這個歷程是在一個更大的脈絡底下，台灣人參與到日本軍國主義，而試圖以武力去建立大東亞共榮圈的這個過去。
我們看到這部紀錄片的敘述方式，從個人家庭歷史的追尋探入到一個更大的脈絡—「一段被沉默的過去」。我覺得對廖導演來說其實不是第一次，絕對不是第一次，比如說我前陣子剛看完2016年的《不即不離》就是這樣子的一個作品，他為了認識他素未謀面的祖父，然後藉由紀錄片的訪談跟故事的編織，不小心就探入了馬共的歷史。可是問題是《由島至島》的這麼一個大規模涉及了一個遠大於家族的歷史，而且這個歷史裡面，至少涉及了好幾種主體位置的人的故事，要怎麼說呢？
那我們如果回過頭來想說，這個片子到底涉及到哪些人？比如說當時作為日本人的台灣人裡面，就包括了直接參戰的台灣士兵，跟在影片比較後端，應該是第二部分會談到的，就是作為日本帝國南進基地間接參戰的台灣人，然後還有那種早先移民南洋的台灣人、被統一被視為漢奸的台灣人，以及那些被視為大東亞共榮圈的障礙而被屠殺的華僑，這其實是一個非常複雜難講的故事，這些東西要怎麼串起來？那我覺得這個就是廖導很厲害的地方，他用紀錄片的方式來講這個故事，我自己會覺得，廖導他對紀錄片的這個電影形式真的是做了最大程度的運用。
大家應該知道是紀錄片是電影最早的形式，對當時的觀眾的震撼就是它好像再現了真實，《火車進站》把觀眾從椅子上嚇起來。可是在21世紀的現在，其實紀錄片有非常不一樣的手法，我自己看到在這個片子裡面至少就有好幾種形式，比如說大家一開始看到用戲劇再現的形式，我在看第二次時，就發現說那裡頭有把後面的東西編織進來；以及我看到軍國主義政宣片的使用；還有照片跟史料堆疊的敘事；然後有一些很像是用動畫講故事的片段，我看起來會覺得那個是在史料缺失的地方有很多推測與想像。
我覺得導演最勇敢的堅持是「時間」，這也是各位最勇敢的堅持。五個小時不是開玩笑的，除了基本上生理的挑戰，就是各位在螢幕上面對的東西，如果說我們從電影這個藝術它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的時候，你去想是你把五個小時的生命時間借給導演藉由紀錄片要說的故事，透過導演很細緻的手法，讓有一些地方好像親歷現場，包括說本來可能是文字上面的一些口述，然後變成是用人來講，這樣的表現方式會非常拉近我們跟事件的距離。除此之外，因為導演的聲音會出現，其實也帶著我們一直去探問，所以我自己在看的時候，會覺得這個片子真的很像是用五個小時的時間讓觀眾在twilightzone（介於兩者之間的過渡狀態），twilightzone是電影經驗很重要的一個部分，它讓你脫離現實，進到導演藉由電影敘事的一個現實。在這五小時裡面，除了像是在親臨歷史現場之外，不斷地看著那些人的故事，問他們、問我們自己，在戰爭這樣極端考驗人的極限的經驗裡面，我們自己會做出什麼選擇？我們做出了這些選擇之後我們願不願意去面對過去？
從我自己的專長經驗分析跟心理治療的角度來說，面對過去從來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特別是來到診間的病人，他們最大的困擾可能就是來自於他們不曾面對的過去，或者是那些過不去的過去，那過不去的過去可能是什麼？可能是家庭的、情感的或者是事件性的創傷，事件性的創傷是例如像政治暴力，或是這部紀錄片談的一些戰爭創傷。
在台灣特別容易有這種氛圍—就是向前看不要往後看。我們都以為過去的事情就過去了吧，可是那些對我們情感造成重大衝擊的經驗，就像我們在這部片裡面看到的，它不會隨著事件的過去而過去，它是非常鮮活的活在我們裡面。記不記得裡面有一個訪談是大屠殺的倖存者，一開始問他說有多少人，他完全沒有辦法說話就開始哭，或者是他在前線，但是他完全地否認日本的軍人會做出這麼殘酷的事情，那麼頑固的一種否認其實很簡單，就是從分析師的角度來看，會覺得過去沒有離開，不然不會有那麼頑固的否認。那對我們所有人來說，最麻煩的事情是那個過不去的過去，它不會只存在我們看的紀錄片裡面所涉及的那些人，而且它不會只在個人的層面復返。二戰的戰爭、政治暴力的經驗，它實際上是非常大規模影響深遠的事件，就是那麼長的一段時間都籠罩在那些事情裡面，只要我們不去面對、繼續保持沉默，這些過去就會用最暴力最不可思議的方式復發。
我們有看到紀錄片裡面有杜聰明醫師的故事，其實我們一般在台灣講杜聰明醫師的故事就講光明面，然後你後面的那個方式，其實是鋪墊一些你很難否認的證據，會不會就是我們以為在台灣的歷史裡面很光明的東西，它實際上涉及了一些黑暗的過去，然後那個黑暗的過去，在什麼時間點會像鬼魂一樣糾纏回來。
那我自己其實非常喜歡最後面的那種恐龍的東西，因為恐龍是一個不存在台灣島嶼上的生物，然後我們用最細緻的方式把牠呈現出來，在同樣的一個空間裡藏著某些史料，那史料是曾經發生在這個島嶼上我們不願意面對的東西，我其實還滿喜歡，因為那個提醒其實很重要，我大概先說到這裡。
廖克發導演：
那我稍微回應一下，其實在我拍這部片前我就滿常去恐龍館，因為我家小朋友很喜歡恐龍。有一天帶他去恐龍館的時候，不小心就走到那個非常冷落的、大家會忽略的某個角落，它有談到一點點臺拓（臺灣拓殖株式會社）的意思，然後我想這跟臺拓到底什麼關聯？
後來拍了《由島至島》，我才更進入在拍攝這件事，中間其實我也有給其他人看過這個版本，對於杜聰明那一段，有些人其實會覺得說，你應該還沒有很完全具體證據的時候就把這個放進去，但其實對我來說，我沒有直接指控說他參與731或什麼，但是其實很多東西我們真的不知道，而且我們都沒有用心去追問。
我們看到731給水部隊、南方給水部隊在各個地方有實驗室，包括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緬甸其實都有，在大東亞成立以後，在緬甸曾經有過一個很重要的熱帶醫學研討會，杜聰明先生有出席。那我們就要問，到底以他作為一個在台灣的毒學專家—毒蛇的、血型的專家，那我們要問到底他能夠知道多少？知道的意思是說，他是不是知道給水部隊？這個我們沒有證據可以直接說的，但就算有這個部隊，他必須應用到一些醫學知識的，他的同事會不會知道？老實說就像日本北方東北的731部隊，長期以來我們會以為說它只是軍方管理的研究室，可是如果大家有留意這些年的資料顯示，有些在日本的大學是積極參與的，參與的原因是因為可以換取經營大學的政府給予的費用，所以有些人體實驗其實是在日本的大學裡面做。這些年有這樣子的一些資料出土，但是我沒有說台灣是這樣的狀況，我只是說我們也許追問的不夠多。
彭榮邦教授：
而且它可能不是一個直接參與的問題，我舉例子來說，大家最近如果有在買股票都會注意到AI ，然後你會發現說現在有非常多那種很先進的東西。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AI其實跟那個Military Investment（軍事投資）其實非常有關係，就是軍方有投很多錢在AI跟機器人身上，你們如果有看一些科幻片，片頭不是都會有一些歷史片段嗎？就是說什麼時間點發生什麼事情、有哪些東西最終其實是構成了一個殺人機器。我們是以這種方式，以你可能自己意識上沒有察覺的、可是它在一個更大規模的程度上其實我們共同參與著這件事情，我自己是大概是用這個方式來理解這些事。
那比如說，如果是陷入對杜聰明醫師的貢獻或者是罪惡的這種指責的話，我覺得是沒有意義的，而比較是像是在廖導在提的，就是我們在大學開發的層次，你覺得大學跟這些奇怪的事情都沒關係喔？在大學教書的人都知道說怎麼可能沒關係。
廖克發導演：
像今天我們為什麼可以明確知道，南方新加坡是給水部隊的總部，其實當年新加坡在給水部隊裡面聘用的醫生不只是他帶去的醫生，也聘請當地的醫生，就是比較是一些海峽華人。這些醫生其實他們二戰後也一樣保持沉默了一段時間，有些醫生後來成為新加坡的議員、政治人，可是當他們到了晚年退休時開始寫回憶錄，因為對他來說這是一個過不去的人性門檻。
對我來說很難得的是這些新加坡的醫生開始回憶，而且我必須說像剛剛老師講的白水部隊的整個研究，他們是非常保密的，就是每個人是負責某個部分，他不知道整個整個計畫，他只知道某些段落，他未必知道整個到底在運作是什麼。所以像那些醫生，他們後來就開始揭露說，我年輕的時候曾經被聘去這個地方、我就負責專門做老鼠的某個東西，或者把病毒怎麼樣。因為這些醫生他們晚年開始願意見證，提供個人記憶，才明確讓我們知道曾經新加坡是給水部隊。這個所謂的見證，無論是說對於這個歷史的拼湊，或是對於他本人都是好的，因為他有機會說出來，他有機會舒緩你知道嗎，我覺得這個是在台灣很可惜沒有發生的事。
因為整個日本在八九零年代，其實就很多日本士兵開始自己出來，他們開始寫、開始說，但在台灣因為白色恐怖、各種環境的原因，造成這些人他必須沉默的、帶著這種很重的心情離開。我必須跟大家分享，就連那個我剛剛拍給水部隊，我不想那麼暴力的直接把他們的名字顯露出來，其實我已經確認有這21個名字，我們有去對照他父母的出生、他的名字、地址等等，我有找到這21個人，甚至有找到後代，然後我也已經去拍攝了後代。但是作為一個後代，你當下突然間發現你的祖父輩曾經去南亞，可能跟這個731部隊有關，他完全不能接受，而且我接觸到的這個後代，他就直接跟我說這個故事會停在我，我不會讓我的後代任何一人知道這件事情。我相信作為一個後代，他要真的能夠接受面對甚至開始追溯，是很大的一個心路歷程，他不一定是會在我拍攝這段期間內發生，所以這個後代我會繼續跟他保持連繫，但是我不會要求他一定要被拍。
那我必須說其實這是祖父輩的事，我今天拍這個片不是為了要指控誰有罪你知道嗎，我覺得是作為台灣人，我也是台灣人，我們要選怎麼記憶這個二戰的記憶是我們的責任，我們是有記憶的責任，但我們不是有犯罪的責任，我們可以決定我們要怎麼記得二戰的故事。
回頭來其實我一開始拍這部片子是沒想要拍五小時那麼長的，最早真的就是一個九十分鐘的計畫，我讀了藍適齊老師的論文，發現原來有一批人是在印尼出生，被抓去澳洲然後回到台灣，就我的理解他們還會說印尼語、馬來語，我覺得很surprise，我就找了他們回來聚會聯誼的名單，逐個去打電話問誰還活著。所以其實我是先拍了海外台灣人一兩年。
我上一部紀錄片《野番茄》就已經開始在拍攝台籍日本兵，在看台籍日本兵的資料口述，作為一個馬來西亞人，我們從小就已經從祖父輩得到一個記憶說，日本侵略有非常多的慘痛，可是當時我沒有那個直覺，把這個經驗連結至台籍日本兵，因為我沒有看到任何論述會把這個東西連在一起，拍海外台灣人兩三年後我才開始做更多研究，我開始會問自己一些問題，不對啊他們有些人是去星馬，然後我去對照一些時間跟線索，他們見到了什麼？看到了什麼？有了這個疑問才越發覺越多。
所以這部片子從原來的九十分鐘，而且本來只是海外台灣人延伸出來開始拍台籍日本兵，拍某部分間接或直接參與，其實我拍完時片子也才兩個半小時，我有這個壞習慣，片子會越來越長，片長兩小時半時，給一些身邊的朋友、年輕工作者看了以後，我當時得到一個feedback，一些年輕人會跟我說，你拍這片到底想幹什麼？為了什麼？這是我祖父輩的事不關我們的事，你想控訴什麼？尤其是當他們看到那些亂葬崗擺出來的骨頭。
於是我當時內心的想法就覺得說，做一個導演，我不能只是把這些比較黑暗面的一些歷史拍出來就停在這裡，我覺得滿不負責任的，所以才慢慢地衍生後面更多的事。我們今天發現，這些事好像跟我們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但是在這些事的基礎上，我們可以怎麼思辨這些事、我們可以怎麼想這些事？我不想年輕人帶著一種憤怒或受挫，或者不懂得怎麼走下一步的心情離開電影院。
我開始去日本找，日本政府不承認這件事，但日本民間真的沒有人做什麼嗎？所以我開始找，找到高島這樣的人，然後我也更大量開始看德國怎麼處理歷史教育這件事，他們怎麼樣從否認到接受，然後如何帶領年輕人，從德國的經驗我們可以知道，你一下子把這麼多二戰所謂的這些記憶跟包袱丟給年輕人，但是你不帶領他們或者引導他們怎麼去思辨，他們很容易會走向另外一種極端，他很可能會回去支持納粹，因為他覺得我沒有必要背負這麼大這麼重的東西，因為你給他這個負擔，可是你沒有教他怎麼想，這是危險的。所以我後半段就開始延伸，更多的去思考我們到底怎麼界定加害受害，加害受害是可以是重疊的，這也是為什麼後半段有更多我的旁白，以及自己我個人的想法在裡面。剛剛有提到一些敘事的特色，對我來說我會把自己的紀錄片定義為「記憶的紀錄」，因為有些時候很多人進來看電影時會說，他不是談歷史嗎？怎麼我看到很多跟歷史沒有太大關聯的東西。
我們被教導歷史的概念是改朝換代、統治者換統治者。很多時候這些不同的人物從統治者的觀點來說，其實就只是一個身份，受害者、非受害者、士兵，然後他只是一個數字而已。那對我來說敘事是不需要停留在統治者敘事的那個層面，我從拍《不即不離》開始，我就一直慢慢有一種意識，就是敘事的力量。尤其是現代國家以後，各個國家都要開始建立自己的民族歷史、國家歷史，敘事的力量轉變成是國家的力量，因為人民沒有權利說歷史或者說自己的記憶，說故事的資源都落到國家城市，其實二戰前整個宣傳是很多的，日本電影、德國電影，整個敘事的力量都去到統治者身上。
所以在我的片子裡面，我通常都會試圖做到有些事情我們需要從一個大背景去認識，可是我們同時也需要把它跳回一種個人觀點、個人的存在感，對國家來說，楊樹木的案例，他就是一個數字，就是其中一個台籍通譯，然後在南洋征戰，但跳回他個人的觀點，他是一個喜歡音樂的人，是一個來到本土跟當地女孩結婚的人。我很重視這種個體的敘事，因為從統治觀點他看到的只是身份，可是從個體的經驗看到的是個人的經驗。
然後我裡面有用的那些動畫其實是紙芝居，紙芝居是日治時期很普遍的一種說故事的方式。當年軍隊來到了南洋，用紙芝居作為街頭的宣導方式，講很多天王的聖戰故事。那這個曾經被國家借去用的一種說故事的技巧，我覺得我們可以開始拿回來說自己個體的故事，這是我在片子裡面這樣子的一個設計，裡面的動畫很多都是我自己手工做的，要獨立製作，連那些動畫我都自己畫是滿好玩的，我先稍微分享到這裡。
｜觀眾QA
觀眾：
我想要請問教授，您剛剛提到了加害者跟被害者，比如說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整個中國也好，南洋這一帶也是一個非常暴力的加害者，但是我想到了剛才在電影當中提到的一段，他說這些人上戰場做了這樣殘忍暴力的事情，可是他們回到原本的社會當中，也可能是一個勤奮的工作者。讓我想到之前的吉賽爾性侵案，也是非常多普通人一起加入了犯罪行為，還有宗教不是講人心最良善的嗎？最鼓舞人心的嗎？可是歐洲的宗教戰爭真是殘酷到死。這一點一直都是我在看了這部電影當中很深刻的一個探問。
彭榮邦教授：
如果是從我的專業角度來說應該這樣講，就是所有的惡，大概都是你人性上可以找到的東西，我們歷史上看到的，就是所有最殘忍的暴行也都是人做出來的，可是我覺得有一些徵兆其實是可以看的，就是說比如說像我會有一種站在我的位子上面，對主導這些事情的人的不理解，我可能在言詞上就把他們變成一個同質性的集團，那我覺得這個對於我們真正理解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一點都沒幫助，它其實是會增加那個激化的可能。
比如說像我那時候看過一個片子叫《盧安達飯店》，盧安達飯店也是一個非常大的那種genocide（種族滅絕）的事件，可是你會知道說在那個事件發生之前，所有的語言都在為這件事情做準備。你罵對方是髒的、你罵他是垃圾，一旦你沒有把對方當成人的時候，所有的罪行都不是惡啊，比如說他們在講，我就是要活下來啊！我在現場不是他死就我死，我哪可能想到他的後代會怎麼想。如果有什麼狀況是把你逼到像那樣子，就是我非把他殺死不可的惡的時候，那時候的作為我覺得就很難，可是我們有非常多的可能性，或者是說只要我們夠警覺，其實我們不要讓自己走向那樣子的極端。我覺得惡都是在這種狀況下累積出來的東西，就很簡單，沒有把人當人看。
一個法國哲學家他就說人是殺不了人的。我就想說屁話，歷史上人都在殺人，他在講的事情是什麼？就是在那個殺戮的行為發生之際，就有人已經不被當人了，你如果把他當人這種事情是不會發生的，大概簡單這樣回答。
廖克發導演：
是，我覺得老師講得很清楚，就是其實你看很多軍隊的訓練，我們回看日本軍隊訓練，很多時候其實他們在還沒有戰爭前，就已經進行了你必須把東南亞人、支那人、美國人，一種非人化的那種想像—他們不是人，軍隊才有可能去執行這些任務。
那其實我剛剛忘了分享，像我去拍那個廣島的老兵，老實說那個拍攝過程非常的不是如我想像。我看到的不是一個懺悔，或者可能有一點點回憶或痛苦的老兵，不是喔，我去到現場他把我當作一個很久沒見的老朋友，他給我看那個馬來語的歌譜，他跟我說他會講馬來話，一直跟我唱馬來歌，他說他在馬來半島的時候學會唱這些馬來歌，他跟我分享椰子樹、椰子水，他把他去東南亞（戰爭）的感覺講成他去旅遊一樣。我覺得他是進入一種很全然的否定，那我跟他語言不通，他講的是廣島方言，我必須透過一個當地的日本翻譯，我當下是覺得非常的荒謬的。他真的很熱情，覺得說難得有一個來自南洋的人聽得懂馬來話，他一直唱Rasasaya那首很有名的一首馬來歌給我聽，甚至想要跳舞。當下你是很不知道怎麼回應這種反應的，因為我其實有準備了一些比較尖銳的問題，我請日本翻譯要問，但是日本的禮貌階級很重，我的翻譯是很年輕的，他就跟我說我是不能這樣子問長輩的，翻譯不過去，所以在當下我是很受挫的，我完全進入一個超寫實的時空。我其實有拍到他唱歌啊什麼這些，我沒有放在片子裡面，因為我覺得如果我們沒有例如心理醫學背景這些，很容易會過度去控訴他，因為你會看到他就是真的很開心的一個狀態，但其實士兵處於某種，當他講到南洋好像見到老同鄉很快樂的狀態，我在台灣也有碰過，碰到的時候是讓我非常的困惑，就是我們有時候從一般的主流影像得來的人的情感，不是我們想的那麼簡單，這是我可以分享的一些經驗。
觀眾：
我也想跟導演說，看到了您的非常長的片子以後覺得非常的衝擊，也覺得歷史的教育是非常重要的。我看到您勾勒出來這一些上戰場的士兵們，包括台籍或日本兵，他們對自己家人的愛那是非常有人性跟情感的，但對於戰場上的敵人卻是那樣的殘酷，就您的片子我覺得呈現出來就是國家機器的這個暴力、意識形態的操作，使得我們人民可以去被召喚，去認同那個更大的國家那個天皇，或是更大的一種所謂的集體，他投身進去在這裡頭，像您剛才說的很簡化的他者、非人的他者，就在這個地方被建立。
我很欣賞您的電影敘事是勾勒出來一種，就是到後面來講我們怎麼去思考這樣歷史的一個功課，也就是說當時確實是發生了，而目前許多的戰爭在各地都在發生中，甚至在台灣也在我們的上空和周邊，特別我們在花蓮幾乎天天也都有飛機起落，但是我覺得怎麼去理解在這一個國家機器的動員裡頭，它是以什麼樣的方式說服我們；什麼樣的方式激起我們的情感；什麼樣的方式剪斷了我們和同樣身為人的各地人民的關係，我覺得這個地方是重要的。
今天我來到這邊我覺得非常謝謝您，就是如果沒有這部片子我確實是完全不知道作為台灣人而言跟馬來西亞的華人竟然有這樣子的一種關係，那這個重要的歷史功課，也就是召喚我們在拿起人民的情感和人民的責任，也就是重新去定義我們自己和自己過往的關係，以及和他人的關聯性，所以要非常謝謝你們也謝謝彭教授 。
觀眾：
大家晚安，謝謝老師幫我們用一個很簡短的時間做一個整部片的收束，跟提供我們再思考。那我覺得更感謝的是導演為我們說了一個真的很棒的、很多很多關於二戰時期的各個島嶼的故事，所以我其實只有兩個小問題想要請教，第一個是不知道這部片有沒有後續的發行計畫，因為我好想跟我的朋友們推薦，因為我覺得這部片也很適合拿來做台灣的轉型正義教育的推廣，雖然五個小時很長可是我覺得它非常非常的值得，再來是想問，為什麼導演您會在最後選擇用春之佐保姬這首歌呢？
廖克發導演：
這部片有可能3月上映，但是我們現在還在洽談當中。那針對推廣的部分，其實我們已經有推出了影片，因為要求高中生看五個小時其實是有困難的，所以我們有把影片剪成五個不同的小片段，每個片段15到20分鐘，是針對不同主題的。我們的目的其實就是讓歷史老師可以使用，只要你上我們的官網然後去掃QR Code，我們就會讓你看得到這個連結。我們目的是希望大家可以分享關於這個主題的教案，因為我們對於歷史教育的想像不是只限台灣，我們在馬來西亞已經開始找歷史老師寫了，所以台灣歷史老師看得到馬來西亞的歷史老師寫的教育是怎麼樣，而且會有他們的試run以及feedback，然後我們也希望可以連接日本的，我對歷史教育的想像不是以國家為中心的，它可以是看得到不同地方之間的連結，以及互動是什麼，所以我鼓勵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上網去搜尋我們的臉書—由島至島。
我必須說我通常片子都有一些對觀眾的考驗，五小時是一個考驗，然後同時我會故意試圖放一些敘事是挑戰觀眾的，其實這部片的內容不只是挑戰台灣觀眾，這部片裡面也不少敘事是挑戰馬來西亞華人觀眾，因為我們長久以來的確會把自己看待成就是很無辜的受難者，長久以來馬來西亞華人的歷史敘事是這樣，雖然課本不教，但是華人社群的敘事是這樣。
我在片子裡面也試圖提出一種複雜度，就是像當時的村長，他交出了所謂的十多個女孩，以交換村子不被屠殺。其實這樣的事件，我相信在馬來西亞當時是發生的，但我們從來不談這樣子的事情，而且他說他的記憶中，爸爸講這些是性產業工作者，那我去找另外一方的資料檔案，其實他們不是所謂的性產業工作者，像這樣子的敘事對馬來西亞華人觀眾是挑戰的，我們不要太容易把自己想成是無辜者，我們可以經歷戰爭想辦法存活下來，很多時候是要面臨某些殘酷，因為它是一個競爭狀態，你活下來、隔壁鄰居可能就活不下來，不要太容易就把自己覺得是無辜者，事實上在馬來西亞當年經營的慰安所都是當地人在經營的，老闆都是當地人，我要問這些人二戰後跑哪裡去了，都變成無辜的受害者？
所以這也是我刻意為什麼片尾的時候，我選擇要用一首日語歌，因為馬來西亞華人社群裡面還是會有一種，剛剛教授提到的就是一種同質性，當我們把敵人想成日本很壞，好像日本就妖魔化了，然後日本兵就是同一個樣子，想像他就是一個同質性的，每一個人都是一樣的壞，可是不是這樣的。其中一任德國總理講得很清楚，他說沒有集體的罪這件事，當我們來到所謂的罪，必須是我們一個人所做的行為而決定他是不是罪，但我們不要有所謂想像一個集體的罪，然後把這個集體裡面的人都想成是一樣的，這是要很小心的一個觀點，那也是為什麼我片尾故意放一首日語歌，因為對一些馬來西亞華人觀眾，他會覺得這不是在講我們受害的片子嗎，怎麼還放一首日語歌？但這首歌是我一開始就有個概念，我想找一首歌它是慰問的，它是安靜的、Peaceful的，然後我聽到這首歌我覺得很適合，雖然日語對一些觀眾會有一些些挑釁的味道，但我就想要把這個小小的挑釁放進來，但這首歌本身是安慰的，而且原作者他跟這個歷史就有些關聯，這也是我用的原因，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