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側記】TIDF《阿根廷正義審判》｜彭仁郁研究員
日期｜2024.12.28（六）14:00
主講｜彭仁郁（中央研究院民族所副研究員）
文字｜高穆凡 攝影｜張玳瑋
❝從2013年起，我們開始尋找和取得這530小時的審判影像，希望能製作成一部紀錄片，一方面描述其中發生的事，另一方面訴說阿根廷經歷恐怖政治和日後尋求正義的過程。❞——《阿根廷正義審判》導演烏里賽斯．德拉歐丹。
本場次放映榮獲TIDF國際競賽首獎的《阿根廷正義審判》，邀請有豐富田野經驗，且長期陪伴遭遇性奴役、政治迫害等極端暴力的受害者、倖存者、抗爭者，並在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擔任「重建社會信任組」召集人的彭仁郁研究員，藉由這部關於阿根廷轉型正義的紀錄片，來為我們對照台灣轉型正義面臨的議題與現狀。
｜透過阿根廷的案例，回頭看看台灣的轉型正義
講座開頭，彭仁郁先是給在座觀眾滿滿的佩服，在這個寒冷的週六下午，還會這麼多觀眾來觀看三小時的法庭審判影像紀錄片，無論時間、精神還是體感上都相當漫長。彭仁郁簡介了自己的經歷，她是2014年開始接觸白色恐怖的議題，後來用政治暴力創傷療癒的角度，進到台灣轉型正義國家工程的工作，並在2018年時，進到「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文後簡稱「促轉會」）擔任委員。
彭仁郁提到，無論是在哪個國家或政權，在政權輪替以後，通常第一件會做的事情就是銷毀證據，而台灣也不例外，在2000年政權輪替後有至少超過兩萬兩千件政治檔案曾經被銷毀過，也就是那些司法不法的案件。有些審判過程因為有經過國防部和警備署，所以有被留下來，但還有非常多是沒有經過審判的，也就是大家最熟悉的二二八事件，其實這個軍事鎮壓行動就是政變、軍政府奪權，不管有沒有反抗行動，只要政權認為你有問題，就會被逮捕。
而我們到底要怎麼樣面對、處理這樣的國家暴力呢？彭仁郁分享她自己這幾年的觀察。
彭仁郁從向觀眾丟出提問開始，詢問是否覺得台灣需要有像紀錄片裡面的軍事審判法庭，或者是台灣有沒有條件執行轉型正義，為什麼如此難以執行等等。在紀錄片中提到的「Dirty War（骯髒戰爭）」，其實是一個很委婉地去形容國家暴力這種殘酷、違反人道罪的託辭，「Dirty War」白話的意思是說：我們為了保護國家，所以要戰爭。這是一種為了國家暴力正當化的論述，也有不得不的意思。「我們知道他很dirty，我們知道他裡面有很多殘酷的事情發生，意思就是我們承認有受害者喔！」彭仁郁表示。
「但加害者在哪裡呢？這是不是跟台灣有點像？」彭仁郁持續提問。
「國民黨在政權輪替之後，有沒有承認二二八事件呢？」
「有承認，但一開始只承認五年。」
｜人間鬼故事：六張犁公墓
在1950年代，是第一批所謂的中共地下黨被槍決人數最多的年代，然而以遭遇這樣災難的人來說，在六張犁公墓找到的受難者相對幸運，因為大部分的受難者直到現在都找不到，而六張犁公墓受難者因爲正好碰上一群葬儀工作者，才留下了記錄。當初軍方叫葬儀公司把這些大體隨便埋一埋，但他們隱約覺得這些人是冤死的，所以就用簡單的木板釘成棺木並埋葬，墓上有一個很小的石碑，上面刻著名字與槍決日期。這片公墓到了1990年代才被發現，葬儀工作者也不敢對外說，四十幾年過去，這些墳墓已經被茂密的竹林埋沒起來了，直到發生了一起靈異事件，六張犁公墓才重見天日。
靈異事件的起源，是有一個客家子弟受到父母託付，說不能讓他的哥哥冤死在外，也一直夢到哥哥跑回來跟他說自己在竹子底下。弟弟後來搬到了六張犁附近，他跟一個做葬儀的朋友說，如果你有看到「徐慶蘭」這個名字，請一定要告訴他。有一天這個做葬儀的朋友，突然想做炒蝸牛來吃，他上山去找紫蘇葉，邊找邊挖，挖到工具碰到一個硬硬的東西，他就繼續往下挖，挖到石塊冒出來，上面冒出一個字，他想起朋友的叮囑，趕緊往下挖，竟然發現就是朋友哥哥的名字，讓這片被時間埋沒的墓地，神奇地因此重見天日。
｜檔案銷毀：難以追朔的歷史，難以實現的轉型正義
因為歷史檔案銷毀，以至於台灣二二八受難人數到底是一千還是一萬多人，我們都沒有確實的數據。彭仁郁提到，相對幸運的是有留下政治檔案裡的審判記錄，我們可以從這些記錄裡面看到裡面的審判過程變來變去，一開始逮捕受難者時冠上的罪行是一套，後來又變成另一套；參加過的組織名字也換來換去，甚至連刑求的過程都有被記錄下來，而且這些審判是沒有任何辯護律師參與的法庭，表明二二八其實違反了軍事審判法，因為有保存部分的證據，就可以確認、追朔事實。
為什麼在紀錄片中，阿根廷可以執行像這樣的法庭，而台灣卻無法，中間的條件差異為何等等。彭仁郁以白色恐怖為例，逐一剖析台灣與阿根廷之間，歷史脈絡、社會、經濟與人民共識氛圍的差異，而這些差異會帶來不一樣的情境與條件。其中最困難的條件就是「真相」是什麼，台灣發生白色恐怖後，政權歷經幾十年後才逐步正視轉型正義，在歷史真相已被抹滅與當事人逐漸凋零的狀態下，讓台灣轉型正義越來越困難實現。
阿根廷在1976到1977發生血腥鎮壓事件，但到了九年後，1985年就可以開始審判，原因是因為他們民主化了，有民選的政府。「那台灣的民主化是什麼時候開始的呢？國立編譯館教科書上告訴你是1987年蔣經國的德政—宣佈解嚴。但如果台灣民主化了，為什麼1988年還會發生鄭南榕事件、江南在美國被暗殺的事件，為什麼1991年警察還會進到清大的校園去逮補看了史明《台灣四百年史》的人，還會因為有人看了一本書而被判罪、判死刑？」彭仁郁以提問點開台灣民主化的困境。1987年解嚴距今已經四十年了，證據已經難以找到，再加上國家體制一直在黨國手中，除了銷毀檔案之外還會用媒體教育大眾來掩蓋事實。直到美麗島事件，開始有從外面看回來的客觀視角，國際媒體的支持等等，情勢才開始有點鬆動。
「另一個導致台灣沒有條件審判的是我們沒有威權統治垮台這件事。」彭仁郁解釋。第一次非國民黨全權執政是2016年，終於可以行政權跟立法權合作來推動轉型正義，但距離二二八已經七十年了，比對阿根廷九年後就開始做審判法庭，台灣的條件非常嚴苛。時間流逝，受害者、加害者、家屬、關係人要來作證詞，尚在世的已不多，更遑論已經逃出台灣的人，「今日若法律要求他要到庭上作證，機率還真的是不高啊！」彭仁郁感嘆。
｜轉型正義：先從信任關係的重建開始
彭仁郁繼續分析，阿根廷可以做審判法庭是因為他們的軍政府垮台，也就是獨裁政府垮台，人民選出了要推動自由民主的政府。政權垮台代表社會有一個很大的壓力，要求過去的加害體制要出來負責，無論是哪個層級的人。「這不是政治的力量，是全民的政治力量，而台灣完全沒有走到這邊。」彭仁郁點出關鍵事實。「即便到了2024年，國民黨仍然是一個被支持的政黨，而且他從過去的威權統治搖身一變成人民團體，他們一但有被選進民意代表，你就要尊重他的意見，他們變成被民主體制保護著，在台灣享受民主體制的政黨團體。」彭仁郁談到，真正的民主體制在運作時其實要進行很多協商工作，然而到2016年政權輪替後，僅管執政黨被全民期待著進行民主工作，實際情況卻是被法律要求要跟加害體制的支持者、否定歷史的這些人進行民主協商，「所以其實轉型正義遇到的最大的困難，其實不是國民黨，是人民。如果今天我們的人民都支持轉型正義，儘管作法與想法可能會不一樣，但只要一起坐下來思考，一起討論，一起參與這個行動，轉型正義才有可能發生。」彭仁郁給予台灣現況一個結論。
轉型正義的三大支柱，一是「歷史真相」，要把國家暴力的真相還原。再來是「平復司法不法」，意思是由於國家不法對受害人造成傷害，我們要設法修復這些傷害。第三個也就是影片後面提及的「Never Again（永不再犯）」，意思是國家要做整體的體制改革，讓這件事情不會再度發生。對彭仁郁來說，轉型正義要修復的，是國家的暴力破壞，最核心的就是人跟人之間的信任關係，而這要從學習看到「操控是如何發生」來做開始。就像以前都會講說心裡有「小警總」，彭仁郁認為不是「小警總」，其實是「親密關係」，是人際關係彼此在監控著你有沒有支持誰；就像鄉下買票的情況，那種無形的壓力會彼此監控對方。還有正當化暴力的言論，例如「要不是我們保護你，台灣早就被中共血洗了」等等，用恐懼操控人民的行為，操控你怎麼樣做一個順民。彭仁郁也提醒大家，當你理解操控術是怎麼發生的，也理解到我們為何在恐怖倖存的狀態中，我們在面對那些跟我們立場不一樣的人時也能有一點同理心。轉型正義是要建立連結，努力去給彼此安全感，修復人與人的信任關係，並可以去跟其他人建立更多新的關係，而當這樣子信任關係的網絡可以越來越擴大的時候，我們才真正有能力捍衛我們的民主自由。
【觀眾QA與分享】
觀眾：轉型正義其實常常聚焦在二二八跟白色恐怖，但據我知道的，除了這些之外還有另外一題，也就是原住民。所謂轉型正義是基於話語權人的正義，可是其實我們應該講的是當事人的正義，也就是原住民的正義，權益應該回到原住民自身上，而不是說哪一個黨，因為原住民受到壓迫並不是國民黨，而是從漢人到這邊開發之後。基於這個邏輯，轉型正義其實應該要先學會尊重，但台灣的社會做不到，因為大家都覺得自己是對的，更不用去談論歷史的尊重。與其去講黨派，不如先講到如何做到人對人的尊重。有尊重了，才有辦法去延續所謂的轉型正義，這個正義是基於真正的人權，而不是哪一個群體的正義。
彭：在促轉會的時期，我們也常被原住民立委提醒這件事情，也就是這位觀眾提及的，那我們原住民的正義在哪裡？這位觀眾剛剛提到一個觀點非常重要，就是我們到底要從誰的觀點來看這個正義。我自己沒有要分性別、黨派、族群，轉型正義的確很狹隘，轉型正義其實是在做國家跟人民信任關係重建的所有工作，無論今天是什麼主權，國家過去對人民做了不法的事情而要反省。在促轉會時期，我們也找到了六十幾個原住民的白色恐怖案件，當然原住民還有很多深切的議題如歷史正義、土地、傳統領域等等，但很不幸的是這些沒有辦法在目前轉型正義的框架下解決。目前轉型正義的框架很有限，但起碼可以幫助我們反省某一個時期國家的作為，而我們要做這件事情的原因其實是一種宣示，宣示政黨不要再讓我們覺得它只要擺爛，人民就無法可想、人民就沒有話語權。那要怎麼樣讓大家可以看見彼此的苦難而不逃開，的確彼此尊重就是最重要的前提吧！
觀眾：每一個國家面對轉型正義與大屠殺都有不同的脈絡，有沒有哪一個國家適合台灣借鏡呢？
彭：這題也是一個非常古典但也一直都答不太好的題目。很多人會說，我們為什麼不去借鏡南非呢？因為南非Desmond Tutu（圖圖大主教）那一本書《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彩虹之國的和解與重建之路》，而使南非的轉型正義廣受人知，南非做得那麼好，為什麼我們不比照呢？南非他們是在政權垮台兩年後，他們的頭號暴民曼德拉當總統，而且白人願意放棄他們的主導權，白人跟黑人一起形成一個聯合政府，光是這點我們就有點難模仿。南非轉型正義的口號是「真相換特赦，特赦換和解」，聽起來好像很溫暖，尤其「真相換特赦」是最被讚揚的，但是光是要執行這個就很困難。「真相換特赦」意思是說，只要你說出所有的真相，我就不追究你的罪行。他們的邏輯是，倖存者跟受難者的家屬最在意的是真相，你要告訴我我的親人為什麼被抓，什麼時候、怎麼樣地被傷害或殺死，他最後一句話是什麼、他最後是在哪個地方，這些真相讓家屬可以去哀悼他，讓家屬有一個憑弔受難者的理由。但問題來了，要怎麼確定審判法庭上的這個人，說出來的每句話都是真的呢？要如何知道他真的一五一十地把所有真相都說出來了呢？最終七千多件案件裡面，通過特赦的只有一千多件。
我們常談到學習南非的和解精神，強調本土文化中的四海一家，認為大家都是一體，而當一個人犯罪時，所有人都會受到影響，因此我們應該共同幫助他重新融入社會。但其實這是一種政治語言，雖然我尊敬圖圖主教，但這種理想背後仍是為了說服大家一起接受，儘管它對受害者不公平。南非的經驗並不如我們想像中的那麼理想。五千多名犯罪者的案件，使得法律無法正常運作，司法體系也無法處理如此龐大的案件量。而且，由於過去司法系統中的專業人員大多為白人，決策者在是否特赦或追訴的立場，也可能偏向白人利益。許多受害者聽到親人被虐待致死的真相後，無法原諒加害者，這樣的情感難以平復，甚至造成暴力循環。儘管如此，國際社會卻過度美化南非的經驗，忽略了後續的暴力循環和黑暗面，安慰自己轉型正義可以成功實現。因此，當許多人對台灣的轉型正義失望時，我們無法強制每個人接受相同的和解條件，因為每個人對和解的接受程度不同。我認為最核心的是我們必須持續討論這些問題，尋找合適的方式前行。
我們還可以對比其他國家的情況，例如這部阿根廷紀錄片，儘管這部紀錄片給了人們一線希望，因為看似有些人被判刑，但事實上，這些判決並未被執行。在過程中很多細節被輕描淡寫，尤其是反覆的政治勢力鬥爭，最終許多判決都被特赦，然後隨著新政權的更替，這些特赦又被宣告違憲並推翻。這種情況在許多國家中都反覆出現，無論是阿根廷、南非還是其他國家，轉型正義的過程總是充滿了波折。即便是南韓，看似有魄力地實踐轉型正義，三任總統被判刑並服刑，但也並非一帆風順。就像最近南韓總統還曾半夜宣布戒嚴，這反映出所有民主國家在民主化過程中，都面臨著巨大的挑戰與困難。
每個國家的轉型正義模式都受到其歷史背景、政治氛圍、政黨政治結構、民主進程及經濟條件等多重因素的影響，這些因素決定了是否能夠有效賠償受害者。舉例來說，國際法學者Ruth T. Taito曾於2000年出版《轉型正義》一書，並親自來台灣檢視我們的賠償工作。當他看到我們的賠償制度時，雖然受害者認為賠償金額遠遠不足，但他認為台灣的賠償條件還算不錯，因為他將台灣跟非洲和中南美洲比較。然而從我的角度看，單純用金錢來處理轉型正義問題，其實並未觸及責任的討論，這樣的做法不僅傷害了受害者及其家屬，也造成了社會的不滿與撕裂。自1995至2016年之間，我們的轉型正義一直以賠償為主，這樣的方式反而變成了封口費，讓社會大眾質疑賠償是否足夠，忽視了更深層的修復與責任追究，使得每年二二八事件中，受害家屬一旦現身公開場合，往往會遭遇社會批評，這是極度不正義的。雖然國際學者從賠償標準來看我們的做法可能是成功的，但從我自己的觀點來看，這樣的方式不但社會效益差，且修復效果遠遠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