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側記—用影像銘刻人性之光】TIDF《診所》+《我的診所》｜趙德胤導演與王興洪製片
日期｜2024.12.10（六）19:30
主講｜趙德胤導演與王興洪製片
文字｜鄭巧筠 攝影｜Mumu Kao
TIDF 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花蓮巡迴展，聯映了《診所》與《我的診所》兩部紀錄片，並邀請到《診所》的導演趙德胤與製片王興洪來到映後，和觀眾分享紀錄片中所關懷的面向。
《診所》講述在緬甸仰光小診所的日常運行，在小診所中精神病人往來於此，而醫生夫妻身兼藝術家，既用藥物讓病人鎮定，亦用藝術讓患者抒發臆想。這個國家也是一間巨大的精神診所，人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心理疾病。男醫生想拍反映現狀的電影，但遲遲不敢下手；女醫師治療他人的同時，也需要被治癒。這是一部劇情與紀錄交錯的影片，電影中有電影，紀錄中有紀錄，戲劇來自真實，真實充滿戲劇。
而《我的診所》則為《診所》中男醫師－翁明的作品，兩者皆圍繞在緬甸某診所的日常，記錄了醫療資源匱乏的現實下，人們如何用有限的力量改變社會。這些作品以敏銳的觀察力和細膩的情感，將人性與社會現實相結合，呈現出深具張力的故事線。
｜紀錄片作為直覺的情感輸出，是被攝者與拍攝者的交織狀態
趙德胤導演分享，之所以選擇拍攝翁明醫生的故事，是因為在2016年帶著《再見瓦城》參加緬甸影展時認識了對方，而在與當地文藝青年與藝術家交流時，他發現緬甸雖然隱藏著豐富文化，創作者也有獨特看待世界的角度與才華，卻因語言、經濟的限制，以及缺乏翻譯系統，使他們難以與世界接軌。種種的觀察，使趙德胤導演開始困惑與反思自己面對創作的態度，這樣的疑問，直到現在都存在於他面對拍攝的心態之中。這些探尋意義的想法與經驗，使他決心以電影作為橋樑與外界交流，同時保有自己獨特的創造性與野性，讓影像成為情感的延伸，呈現被忽略的故事；這份紀錄是自己連結家鄉與世界的工具，同時也跨出個人，從大議題中輸出直覺的情感，這份輸出不只是被攝者的，也是導演拍攝時的自我狀態。
王興洪製片則說，比起導演提到的情感輸出，他身為製片，在意更多的是實際拍攝層面的執行力；而對自己而言，觀眾的回饋是繼續拍攝下去的動力。《診所》於2017年開始拍攝，隨著2020年疫情爆發，緬甸政變也更加劇烈，大家都在逃難，而攝影機剛好捕捉到了當時民間的政治場域，在本片的影像中有許多剛好拍到的畫面，呈現的正是緬甸的局勢變化。對於緬甸的政治狀況，王興洪製片說自己的想法如同出現在《診所》中的詩詞—「希望老天可以下一場玫瑰花瓣的雨水，冷卻大家的煩躁。」經歷戰爭後，雖然社會整體混亂，但也使自己想要保存家鄉記憶的使命更加強烈，將對於在地的情感收束存放於影像中。
趙德胤導演談到拍攝過程中所遇到的挑戰，雖然自己拍攝電影已行之有年，小團隊製作的紀錄片也不太會被盯上，但他觀察到緬甸政府對於電影的不信任，緬甸創作者們也受到語言環境的限制、物質匱乏等種種困境。他覺得拍攝就如同閉關修行，是一種對身心的磨練，拍攝紀錄片是一種「勞動者的工作」，需要耗費大量時間融入拍攝對象的生活，在融入、相處的過程中是享受的，但有時也會想遠離不同於自己舒適圈的拍攝地，因著自己心境的兩股力量互相拉扯，而使影像產生火花。
「每個鏡頭都是我的選擇，這些選擇本身就充滿了主觀性。」趙德胤導演說。他有時會將攝影機架設好後離開現場，回來時自然的生活片段已經被捕捉，這種方式使得紀錄片呈現出無法預測的質感。他回憶道，拍攝《診所》初期的三到四個月，他並未急於使用鏡頭，而是與翁明醫生以及診所的病人建立信任，甚至與當地人一起喝酒、聊天，讓自己成為社區的一部分。這樣的融入方式，讓拍攝過程更加自然，也使影片充滿真實的情感流動，不同於過往經歷拍攝劇情片「被框限」的無選擇權，在拍攝前的「融入」而得以聽取當地人的故事，是拍攝紀錄片的珍貴之處。「拍攝紀錄片不僅是體力與耐力的挑戰，更是與自我不斷對話的過程。」他始終認為，這些過程讓他更接近家鄉的現實，儘管「真實」並非客觀的全貌，而是導演個人觀點與情感的表現，但不可否認的是，因為情感在紀錄片中的引路，使作品更加動人。
｜由紀錄片穿針引線，帶領我們理解不同的世界
在觀眾提問環節中，大家對趙德胤導演的創作理念和緬甸文化表現出濃厚的興趣。一位觀眾提問，為何會選擇以大量的長鏡頭作為《診所》的敘事語言，又為何選擇這個記錄這個診所？趙德胤導演回答，長鏡頭的運用最初是出於方便，「按下錄影鍵後可以暫時離開，再回來就已經有了一個自然的畫面。」然而，隨著創作的深入，他開始意識到長鏡頭的敘事力量，這種持續的拍攝方式能夠捕捉生活的連續性與真實感。在《診所》的敘事中，除了自己拍攝的影像外，他也使用了在2017年緬甸種族迫害時的報導照片，以檔案資料畫面作為補充，並穿插了翁明醫生在2012年拍攝的短片《我的診所》。對於這些事件與影像，趙德胤導演自己有梳理一個脈絡，他發現那些為真理、自由辯駁的人，並不會因為自己的地位高低而產生變化，因為他們相信自己所要追求的正確之事是站得住腳，而強力捍衛、辯駁的，或許，是因為他們有著強大的信念相信真理的存在。而這也回應到在紀錄片中，不僅呈現時間軸上的重要事件，也抽象表達了精神上對於真理的追求。對於導演而言，形而上的信念是凌駕於地位、現實之上的，因此也才在影像中穿插著詩詞，希望觀眾在理解事件之餘，也可以感受到人民在事件脈絡下所追求的信念。
另一位觀眾追問到，紀錄片所呈現的緬甸，強勢以民族主義 、佛教文化發展國家，而導演與製片對於羅興亞人「多元」的身份、緬甸國內的多元民族有什麼看法？另外是對台灣人來說，緬甸是個既熟悉又陌生的國家，在台灣有許多緬甸食物、緬甸街，在緬甸政變時，也有許多在緬甸的台灣店家被波及，因此觀眾好奇到，緬甸人對於台灣人的看法又是如何？
趙德胤導演回應，緬甸是一個民族多元但矛盾複雜的國家，自己也是因為拍攝紀錄片才走向緬甸的其他地區，進而發現到各地區的異同，與全緬甸在佛教文化影響之下的整體樣貌。緬甸的寺廟遍及各個大大小小的城市，在佛教教義影響下，緬甸少有極端份子，也因為佛教無排他性的教義，緬甸人民對多元種族有著很大的包容度，也願意讓不同文化互相交織在一起，像是在羅興亞事件時，有一位極端的僧侶試圖帶頭排擠羅興亞人，但這樣的舉動反而遭到多數的佛教長老的反對。回到對台灣的看法，趙德胤導演認為大多數緬甸人對於台灣是羨慕的，但因為有所比較，而更能知道自己國家的缺點與值得驕傲之處；趙德胤導演強調，這種看法並非永恆的，落後與高發展之間的界線是個循環，不同時代的人們也會有不同的在意面向，而如今緬甸人羨慕台灣的點，主要是在於物質層面與宗教層面的發展。
緬甸人民對於民族多元性的包容，讓觀眾感慨到，這或許是戰爭連連的現代社會所需要的慈悲，抑或是一種「善」的力量。而不同於在TIDF緬甸專題中的某些紀錄片，《診所》的片尾名單是以真名呈現，並獲得金馬獎的肯定，因此好奇導演是否因影片在國際上獲得關注，在緬甸有受到壓力或限制？
趙德胤導演表示，本片被攝者是配合導演的劇本演出、是「飾演」角色，另外他認為自己的拍攝都是導演主觀論點下的論述，雖然廣義之下是有寫實性的，但若精準的看，則是偏向作者的表述，如一首充滿隱喻的新詩。最後，趙德胤導演說，或許是因為自己的作品並非探討政治，而是更注重人，更主觀表達精神與情感的傳遞，才得以保持創作的自由。他希望透過作品讓觀眾更了解當地現實，而非對政治進行批判，也向觀眾闡明—「電影的力量在於敘事，讓更多人看到人性，而非簡單地二元對立。」
在趙德胤導演與王興洪製片的分享中，不只看見了偶然性對影片的影響，同時也打破大眾對於緬甸的刻板印象，帶領觀眾去了解那自由、多元，且眾聲喧嘩的緬甸。或許，就如同導演分享的，有時試著以純粹的角度去看這個世界，練習像一名觀察者，靜靜等待生活自然展開，而非試圖主導情節；就如同在紀錄片中那些並非來自刻意安排的場景，由當地居民自然而然地展現出自然狀態，反而是更打動人心的。在面對動盪與不安的社會時，趙德胤導演透過紀錄片呈現真實生活的不確定性，而這些不可預測的時刻往往比精心設計的橋段更動人，再加上導演與觀眾主觀感受與精神投注的滋潤，使紀錄片帶出了獨特的生命力與真實感，讓身在台灣的我們能深刻體會紀錄片中銘刻的情感，在一幀幀影像中看見生命擁有的獨特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