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側記】《雪水消融的季節》映後座談｜導演羅苡珊
日期｜2024.10.19 09:45
主講｜羅苡珊（導演）
文字整理｜劉定騫 攝影｜張玳瑋
羅苡珊（以下簡稱羅）：感謝大家來看這部片，這是我第一個紀錄長片的作品，大概從2017年，就是宸君跟聖岳和我剛經歷了這個山難事件，過後不久就開始了這部片的拍攝，透過不斷拿起攝影機走進山裡的一個旅程來探討在一個巨大的死亡事件過後，自己作為一個留下來的人怎麼面對摯友離世的這件事情，我大概是花了七年左右的時間，來走完去賦予死亡一個意義的一趟旅程。
我覺得今天來花蓮這邊分享對我來說意義非常大，因為宸君是東華大學的學生，我自己在台北念大學的時候，幾乎是每個週末我都會從台北搭客運再轉乘火車到志學去找他，然後非常密集的在那段時間裡面一起爬山、一起騎車旅行。所以我覺得能夠來這邊分享，對我來說其實有點像是回到故事的一個起點。
──導演跟故事裡的主角，就是與兩位好友都有一份關係存在。在山難事件發生以後，無論是為了紀念或是修復，都可以採用任何方式，但為什麼導演選擇了紀錄片來做這段創作呢？
羅：我對於影片創作的興趣跟寫作的興趣是同時開始發展的，大概在高中開始要升大學那段時間因為面對考試的壓力，我試著開始去找其他一個可能性的出口，一個是讀文學的作品，另一個就是看電影，但那時即使很喜歡電影也不知道該如何開始，一直到休學時第一次看TIDF(臺灣國際紀錄片影展)發現有些導演也是第一次拍片，拿著手機就開始拍，不那麼精緻，屬於非常私密、非常個人的影像語言，卻非常能夠打動我，讓我產生或許自己也可以開始拍片的一種說是天真卻想要創作的一個起點，所以那時我就開始嘗試一些影像的創作，用相機、手機拍攝自己的日常生活等等。
但不到一年我就遇到了宸君跟聖岳的山難事件，這件事件對我造成的影響是非常巨大的，對我來說沒有一個選擇，因為只有面對，不然人生在那個時間點就會卡住沒辦法繼續下去。那時我剛滿20歲，是一個我沒辦法有能力用一種理性、用一種文字梳理過後面對的生命經驗。但我覺得拍攝這個方式對當時的我來說很單純，不用已經想好一件事情便可以直接拿著相機開始拍攝，透過這樣（拍攝）的方式去尋找，所以選擇紀錄片這個方式，它是作為一種可以讓我面對這件事情的一種行動吧，我並不是抱持著要拍出一個作品的念頭，比較是拍攝這件事好像可以帶領我到一個對當時的我來說還不甚確實的某一個地方。
──聖岳在中途就離開拍攝了，後面是導演自己去面對接下來的旅程，很好奇中間的轉折與你們是如何看待原本的被攝者不參與了的狀況。
羅：最一開始的想法其實可以溯源到宸君跟聖岳還失聯的那一段時間，那是非常長將近兩個月的時間，作為一個等待的人，超過一個月的時候其實已經不抱什麼希望了。我是在體認到我的朋友可能永遠沒辦法活著回來的時候，就有一種我必須為他們留下一些什麼的想法，但具體而言該怎麼做我還不是那麼清楚。
一直到聖岳倖存回到臺灣，去醫院看完聖岳我非常衝擊也受到很大的感動，那種感動是聖岳呈現出來的不是大家想像的那種哀傷的表現方式，反而是一種很積極的、很有自信的一種精神狀態，他非常想要延續他跟宸君在岩洞裡面對於活著的渴望，繼續用力地生活下去。
我很大程度被聖岳這樣的情緒渲染，於是我們很快就開始討論，希望可以替宸君做一些什麼事情，其中當然就包括後來我們幫宸君出版的《我所告訴你關於那座山的一切》，以及可以用拍攝影像的方式來展開。
其實聖岳最開始也是會一起拍攝的，我們累積了非常非常多相處的日常生活與爬山的素材，密集到覺得好像是可以共同面對創傷的一個關係。但隨著山難事件過了一周年左右，在積極消退之後，面對這件事情原本就不同的態度與原因會慢慢地被彰顯出來。如果有一個所謂這事件而來的疼痛或是創傷也好，他的創傷跟我的創傷是完全不一樣的來源。我花了很長的時間去消化、反芻他離開拍攝這件事。停拍了接近兩年，就是不斷地在消化。
聖岳的創傷是因為他就是在山難岩洞的現場，宸君所經歷過的，聖岳也全部經歷過，甚至是見證與目睹宸君的離開，如同在影片裡所說，他不想用一種悲傷或緬懷的方式來面對，意味著他不願意用「好像還活在過去」的態度來面對他已經經歷過的一切。
但我的創傷是來自我是一個缺席的人，我要去赴約的這個約定沒有辦法實現，我不知道他們受困的環境長什麼樣子，在那邊感受到什麼，我一無所知。所以為什麼我一定要去尼泊爾、去到那個岩洞，那樣的行為對我來說不是回到過去，而是能夠邁向未來的一個必要的途徑。
當我理解到我跟聖岳在根本的不同時，就可以完全理解他的選擇，也意識到某種程度我必須更踩穩一個旁觀者的位置。我再怎麼樣就是他們兩個人的朋友、再怎麼樣曾是約定好一起上路的旅伴，我終究不是在岩洞裡面的那一人，我終究不曾體會過他們經驗的事情。
在影片裡，有一段是聖岳說：「你在旁觀他人之痛苦」。他說得沒有錯，但這句話不必然是一個負面指責，講極端一點所有人都在旁觀他人之痛苦，紀錄片拍攝的本身就是在旁觀他人之痛苦，但這個旁觀者的位置，不代表我們就不觀看痛苦，不代表我們就要把眼睛轉開。他這一句話提醒了我必須很認知我自己就是旁觀者，不能夠逾越這樣的位置然後企圖在影片裡替聖岳帶出我知道他的看法，包括他離開拍攝這件事。
──為何最後導演會覺得，好像要透過經歷回到那個洞穴，一種如同儀式性的過程，才會覺得這件事情完成了。
羅：其實這件事跟我為什麼選擇用電影的方式來講述有很大的關聯，我覺得電影它是一個關於時間的藝術。如果把時間這個元素抽掉的話，電影它就是一張照片，所以時間是電影必不可少的一個元素，也是我覺得為什麼會想要選擇電影來講這個故事的原因。
在電影的這個世界裡面，我可以透過拍攝的方式來創造一個嶄新的時空的一條軸線，在這個時間的軸線裡面去經歷我在現實當中沒有辦法經歷的、曾經錯過的，譬如說我原本要一起踏上的那個旅途。某種程度那樣的一個儀式性是因為我們想要在一個電影的時間裡面，讓我有機會去到那樣的一個現場，踏上他們曾經走過的路。
去到現場這件事情對我來說很重要。這部影片它其實分前半段跟後半段，風格差非常多。前半段很多都是非常粗糙完全沒有技術拍出來的東西，剪接師非常的辛苦，因為素材呈現太多的限制，他必須要想出很多方式，包括在前半段裡面怎麼樣使用文字素材，以及包括有一些是手寫的筆記直接貼到畫面上這樣訊息的使用形式。
前半段呈現出來的氛圍其實像是我仍然留在臺灣，受困在我自己內心的那個岩洞裡面，其實就是我的那個房間，房間牆壁上寫滿了一堆字，我好像被這些文字、被我自己對於洞穴的想像、對於他們經歷的時候的想像所困住的那種感覺。我沒有辦法繼續忍受只被自己的想像所困住，我必須要到那個現場去，才能破除被想像所侷限的一種狀態。
到了後半段是我直接踏上了這段旅程，風格就變成相對完整跟統一，直接用我的主觀視角去呈現走這趟旅途的那種心境感受，這樣的一種視覺風格的呈現吧。
所以後半段它是一個相對儀式性的東西，它不只是我渴望去到他們曾經去的地方，更是我必須要某種程度掙脫原本只活在我自己腦內的、那樣的一個對於山難的想像。那我確實在這趟旅途當中遇到很多尼泊爾的當地人，包括他們對於宸君跟聖岳的記憶，他們還留著他們所遺留下來的東西，包括跟我分享當時的雪況等等的關係，都某種程度幫助了我，扭轉我原本既定的對於這個事件的一些認識。
──我很好奇你是如何克服踏到尼泊爾的探尋過程，包括當地人對這起山難的記憶。
羅：我在2019年去了兩次尼泊爾，但只在入山的山村並沒有深入山區，後來去了印度，因為宸君跟聖岳去尼泊爾爬山之前是先在印度騎車的，我某種程度前面像是走過這樣一趟調查的行程。
原本是2020年就已經規劃去尼泊爾做正式的拍攝，是與搜救找到宸君跟聖岳的健行公司合作，但兩邊對於在山上拍片的想像有所落差，導致討論到後來設置的規模變得相當龐大，包含甚至要背一個發電機上山，我發現自己除了金錢上無法負荷，作為菜鳥導演也沒辦法在現場掌控過多的人事物，正當瓶頸的時候，又遇到疫情的關係，所以不得不把這個計畫延遲。
在停拍的期間，我認識了一個在尼泊爾當地製作獨立紀錄片的導演拉詹．卡泰特（Rajan Kathet），他非常熟悉如何在一個大雪的環境底下，在這種非常寒冷、無時無刻都會有雪飄進相機的艱難情況去拍攝紀錄片。
所以後來在2022年，我與攝影師回到尼泊爾的時候，就是與拉詹導演與其主創團隊合作，包含有嚮導證、能夠在當地帶領爬山的製片與口譯，讓我們知道該怎麼去拍攝當地的居民，並很流暢得知居民們記得有關於宸君跟聖岳的回憶，還有團隊成員非常擅長在山上調配電力或儲存檔案的配置與管理，這樣的跨國合作，確保了我們能夠在尼泊爾的山上順利地拍攝完成。
我在出發之前，透過宸君跟聖岳遺留下來的各式各樣不同形式的檔案，大概都知道他們每一天在哪個地方、遇到了誰、曾經發生什麼樣的事情，可以全部列出來，但因為已經過了五年的時間，對於到底能不能找到這些人，這些人到底還記不記得，包括那個岩洞到底還存不存在，這些東西都是我不清楚的，在出發前一無所知的。我可以掌控的這些實際上的環節，我盡可能把它準備好，但我是抱持著不知道自己會找到什麼的心情去到那個地方，所以當我發現他們居然還記得宸君跟聖岳的事，甚至還留著他們遺留下來的東西，在非常驚訝的同時也發現，他們經歷的這個山難事件在當地是非常有名的。
山難發生後，當地有一個非常具有地位的村長，像是耆老這樣的人物被找進了搜救隊伍裡面，他是第一個找到受困的宸君跟聖岳的當地人，又是一個非常會說故事的人，於是山難事件就以夜晚人們聚集時的口傳方式不斷發生擴散出去，以至那個山區幾乎每個人都知道。但故事在口傳的過程中添加了很多傳說、神話的部分，變得非常有趣，因為每個人說的故事都有些不同，很難知道到底誰講的是真。
後來我們到了一個天氣很差的山口，是整趟旅途裡海拔最高接近4000公尺的地方，也是宸君跟聖岳他們開始走到溪谷裡的非常近的一個山口，他們為什麼在下雪的時候仍然要繼續往上呢？是因為他們知道上面有一個可以留宿一晚躲避風雪的茶屋，卻在抵達時發現大門深鎖無法進去，暴雪又突然加劇，積雪的深度及腰，導致後來他們走到溪谷之後就沒辦法再回到稜線上面了。
而我去的時候，已是雪融之後的季節，我們在開放的茶屋訪問到了老闆，他說當地人其實非常信奉耶穌基督，而那年的雪況非常差，聖岳是一個受困47天活下來的人，當地人某種程度都是把他當神看待，他是在極差雪況下倖存下來、能夠死後復活的耶穌。我覺得這種文化背景不同，在信仰中對於死亡、對於倖存的解讀差異非常有趣，也是因為這趟經歷一路上不同的緣分，才讓我轉化了這個山難事件太過於既定的一些看法。
──片子完成之後，我覺得一個很私密的創傷經驗，也許可以處理成就是我自己拍完就好了，但今天要選擇公開映演，代表說它需要很多人一起在現場來觀看，那我滿好奇導演經歷每一場的觀看與重新放映，你自己有什麼感受或是有對你帶來什麼的影響嗎？
羅：絕對是有的。因為我們先從國外的影展開始，其實這部片的第一次的公開放映是在瑞士真實影展，那一次的經驗非常非常緊張，甚至是想要逃離現場的，但在映後主持人所營造的氛圍，是讓我非常有安全感且能安全討論的，可以放心地講出對於影片的看法與觀眾交流。
第一次公開放映之後，這樣的一個好的經驗讓我在後續面對其他的放映產生一種全新的感受，作品在定剪的時候好像就已經完成了，但經歷了這個無數次的放映，每一次都會帶來不同的意義。
作品它是需要被看到然後被討論，在這樣交流當中你會重新對於你自己的經歷的事情有全新的體悟，作品也會因為公開放映的過程進入到每個觀眾的眼睛裡面，在他們的心裡面留下不同的東西、不同性質的感受。這是所謂「作品的生命」裡面一個非常重要的環節。它帶給我一個很大的力量，因為在這七年期間我某種程度一直活在這部電影裡，當然不是無時無刻的拍攝，可是我整個精神狀態就是無時無刻都在想這件事情。
但是透過放映的過程，我開始慢慢地覺得這個作品有了它自己的生命，我不需要再無時無刻的捍衛它，或者是無時無刻被它所幫助。我開始能夠把自己跟這個作品分開，這也是走完這一趟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階段吧。那我覺得其實透過不同的放映，觀眾對於這個影片來自於他們不同的觀點，這些觀點都會讓我重新思考，比如說我原本在這部影片處理性別的方式，人家會這樣子想嗎？我覺得它是一個成長的歷程，因為作品它永遠不會是一個完美的狀態，只有更好的作品，而不會有完美的作品存在。所以我比較適合透過放映與交流，讓我有很多成長的機會。
【觀眾QA時間】
──觀眾：在裡面有很多下雪或下雨的畫面，我滿好奇就是為什麼會有這麼多類似的畫面？
羅：因為這部片名它叫做《雪水消融的季節》，對我來說這部片名其實有兩個層面的含義，第一個當然就是一個物理上的一種雪融跟大雪，就是在事發當下，我們在展開搜救行動的時候，其實我一直聽到的一句話就是我們必須要等雪融。雪未融時，只是不斷地燒錢、飛直升機尋找，但不會有任何斬獲，必須要等雪融了才有辦法進行路面的搜索。所以我們那時候一直在等的，就是一個雪融的時刻。
第二層的意涵其實較是精神性的那種內心層面的雪融，山難事件當然在聖岳被找到的那個當下就已經結束了，但它結束的同時，也創造了一個事件後的時間狀態，是一種很凝滯的、我無法推進的，好像我的內心是仍然大雪還沒融化的那樣的一個時間。
我希望這部片的拍攝它作為一個行動，可以讓我抵達那個彼端，希望因為山難事件而來的疼痛有機會能夠被消融那麼一點點。這部影片的結尾其實就是第二層次的雪融，影片從開頭到結尾，是從第一個層面到第二層面的雪融的旅程，於是在影片裡面我們用了很多不管是實際的雪景還是抽象的雪景，去把這兩種雪融交織在一起的感覺。
──觀眾：導演你有說到一開始的素材或是拍攝的方式其實都很隨意，那就滿好奇你剛開始是使用什麼樣子的素材？因為我自己看覺得還是有滿多你自己拍攝的思考，並沒有像你所說的這麼的粗糙。
羅：應該是因為我們目前選出來的都是還可以看的，很慘的都沒放進去。我的剪接師可以知道我的痛苦，因為我的素材非常多，大概超過六七百個小時的素材。
一開始我完全不知道怎麼拍攝，要用廣景拍還是特寫拍呢？聖岳開始走動的時候我要跟著移動嗎，還是定在那邊呢？這些選擇對我來說都非常困難，很多時候我乾脆就放棄思考把相機架在那邊，一錄就是半小時。甚至完全不知道原來要另外錄音，聖岳前面講了許多非常好的內容，卻因為收音的問題而無法使用。
很多素材就是非常日常、非常瑣碎的組成，所以我某種程度就是要在素材海裡面，試圖去找到一個說故事的邏輯，跟一個統一的說故事的觀點。我們大概撞牆撞了半年左右吧，才開始找到一個可以進行下去的敘事，有一種邊走邊學習的感覺，無論是攝影機還是生命的課題，我遇到了，然後慢慢的去爬梳自己該怎麼去面對。剪接在這過程很幫助創作者，剪接師會幫你揀選跟討論，提供一種比較局外的觀點，他知道如何去呈現給觀眾，跟導演一起共同去思考。
──觀眾：導演好，我有三個小問題，第一個是在寫日期的那邊，背後的聲音那個答答答是什麼？第二個是影片是從你的旁白到拍你影子到你整個人出現，我想問為什麼最後會想要你也出現在畫面裡面？第三個是我很好奇被攝者看完這部片的時候他們的反應是什麼？
第一題回答：那是一段滿長感受性的段落，我試圖透過這個方式去參與到他們旅途裡面，但其實很難，一旦沒有聲音設計，對觀眾來說會是一整段的沉默，是相對來說比較難消化的一種觀影的經驗。後來我們跟法國的聲音設計師澎葉生合作，從一開始觀眾還可以聽見房間的底噪，慢慢地底噪轉化成一個在山林裡面的，來自臺灣或是尼泊爾山上的溪水聲或是鳥鳴聲，當時序越來越推進到宸君過世的那個時間點，有一個敲擊的聲音，那其實是一種敲響樂，把它的音場稍微再擴大一點，就變得比較抽象，更類似於一種心跳的感覺，我們想要用這種方式來傳達我在寫那個時間軸時，我快要接近宸君死亡那種情感的狀態，那一種紊亂內在的心情。
第二題回答：片頭是用走路的畫面開始，是因為我們希望在最一開始的時候，就讓觀眾知道這是一個非常主觀視角出發的故事，是一個第一人稱的敘事。所以當你看到雙腳在走的時候，作為觀眾會很直接被帶入主觀視角正在走路，又很快出現了我的聲音，觀眾便會認知這是導演的聲音、導演在走路。然後進入了在黑夜山上，我跟聖岳在紮營的那個段落，這個段落我們試過許多不同剪法與收到不同回饋，如果我跟聖岳同時出現，觀眾會非常困惑，會覺得是不是有第三個人在拍攝我們，是導演嗎？是宸君嗎？所以我們保留了一段我架了腳架走到攝影機前面的過程。其實序場就是關於導演的肉身與聲音如何在鏡頭前面出現，怎麼讓觀眾慢慢的知道，原來這就是導演、這就是她的故事，我們花了很久的時間把它建立起來。
第三題回答：其實被攝者主要是聖岳，當《雪水》變成一個完整的作品的時候，聖岳他其實是沒有想要看這部片的。某種程度是因為影像是一個很直接的東西，跟文字不一樣，文字是可以留距離的，是不用直接看到畫面的形式。
大概第一版初剪的時候，我跟聖岳說我們現在有一個初剪，在一年之後可能會有一個定剪的版本，並跟他聊我們後續的規劃，包含用文字的方式把整部電影的剪接腳本、字幕的逐字稿與企劃書，不管是處理影片裡面的內容還是公開映演的規劃，我們都用文字的方式分享給他，如果看逐字稿，他大概都可以回憶起曾經被拍攝的那些場景。所以他大概知道比如說他在影片裡面的比重，曾經說過什麼樣的話，或被放了哪些段落在影片裡面。
除此之外，我們包了一個小廳，邀請聖岳的家人與聖岳在生命中一些重要的人，在我們完全公開映演之前，讓他們都先看過，比較是用這種方式讓他們知道這部影片是如何進行的。不管是跟聖岳或宸君的家人講述這部片的呈現方式，很重要的一點，其實是它並不是直接在講山難的事情，而是在講事件之後如何面對的一個過程，是我出發的一個故事，讓他們消除一些當年有許多針對山難事件本身的負面新聞而來的焦慮與恐懼。因為這部影片沒有山難事件本身，沒有要替聖岳與宸君代言，而是我如何去面對事件之後。在這樣漫長超過一年的投入與陪伴他們的時間裡，讓他們慢慢的更安心一點。
──觀眾：導演穿著宸君制服在山裡面的那一段我還滿感動的，我有看到導演試圖在裡面談有關宸君的性別認同，尤其是當時新聞說他是聖岳的女朋友這件事情。我想要知道說導演是拍這個紀錄片的時候，就有想說要把宸君的有關性別認同這個議題加入這個論述和敘事裡面嗎？因為我看到導演很用心就是包含英文的字幕就是用he，我覺得應該是導演有很特別想要強調這件事情。
羅：謝謝你這個問題。在這七年當中其實不只是拍這部片，我也要編宸君的書，面對宸君的性別，我一直在尋找一種詮釋他的方式，尤其是他已經過世了，所以他沒有辦法用他自己的聲音直接的跟大家說他是跨性別。
我盡可能搜集所有的來自於宸君的檔案，包括他的影片、他的錄影檔，我都找不到他用一種出櫃、一種政治表態的方式來說他自己是跨性別。我面臨很大的困境，就是我到底有沒有權利去幫他在作品裡面出櫃，我現在可以直接說他是跨性別，是因為站在一個要解釋、一個論述的立場，但在作品裡面，是一個從個體生命經驗出發的故事，我到底能不能夠可以說是，從原則上把它作為一個政治的手段，來宣稱他是跨性別的這件事情，後來發現自己是沒有辦法做到的。
在編輯宸君的書時，性的表態這件事對我來說還不是一個這麼急迫需要去處理的東西，是因為它全部是用宸君自己寫的文字裡面所編輯出來的書，很多都是他的第一人稱去寫自身經歷，不太會有其他人用錯誤的性別人稱來指涉他這樣的一個問題存在。在中文的世界裡面其實性別代稱人字旁的他，是一個性別中立或是性別模糊的人稱代名詞，所以我、宸君還沒過世之前，在日常生活當中，其實很常躲在「他」這個代名詞底下，可以讓我們不會快速的直接讓別人意識到我是一個He、還是一個She，還是一個其他的性別認同。
但是到了這部影片，我要去站在更前面的地方去詮釋，宸君還沒有出櫃而且又過世了，有著能不能幫他出櫃這個倫理的問題。我後續參加了一些海外的不管是工作坊也好還是提案會，我們所使用的名字都是英文，所以我很立即的遇到我必須要選一個性別人稱來指涉宸君，那我很明確的知道宸君他一定是He的，即便在中文裡面那個「他」對他來說不是一個性別模糊，而是就是男性的他，因為他是一個女跨男的一個跨性別者。
所以我是在這樣的一個創作過程當中，發現這部片可能不會只是在中文世界裡面被閱讀或被觀看，比如說英文字幕一定要表態性別這件事情，所以後來我在英文裡面就很明顯的就是用He來指宸君，因為我知道這是一個他希望自己可以呈現的方式，包括影片的最後其實也是回到宸君自己的文字，他直接在他生命的最後、在遺書裡面去回顧了他的一生，某種程度跟自己達到了一個和解，這個和解的過程當中其實也包括了性別的層面，因為他說自己是一個純粹的少年，跟聖岳的關係既是兄弟也是情人，所以為什麼我想要把這封信放在最後，就是因為我覺得它完全可以用宸君自己的話，而不是我幫他代言的這個方式，來解釋跟呈現他自己對於性別與他跟聖岳關係的看法，所以比較是用這樣的方式來處理性別的主題。
──觀眾：我很好奇苡珊就是在裡面怎麼去挑選宸君的語音備忘錄，及做相關的安排？
羅：對我來說編輯宸君書的過程，大概就是把他所寫過的東西全部都理解過一次，他為什麼會這樣子寫、在什麼樣的生命階段寫出這個東西、他的生命經歷了什麼導致他寫出這個東西，我大概都有大致的了解。
但當來到這部電影，某種程度不能直接用文字的素材去呈現宸君，一定要用一種視覺化的方式來講，所以關於挑選素材這件事情，我確實也思考了很長一段時間。其實我跟宸君留下了很多手寫的通信，甚至一開始想要用那樣的通信做一個比較重演的形式處理，但發現太假了於是捨棄，但宸君留下來又適合使用的照片非常少，而唯一能找到的影片是宸君在聽一個性別講座的背影，而我們才剛在學校裡面辦完一個彩繪制服的活動，我們把自己白色的制服彩成彩虹的顏色。
錄音檔是在他從尼泊爾帶回來的手機裡面能夠找到的錄音，是他在東華大學上了吳明益老師的自然書寫文學，那時候讀的書是《爬樹的女人》，所以他就在準備這本書的一個課堂報告，只是他在自己錄音的過程當中非常投入，就開始講解了他對於聖岳的回憶，包括他們一起環島的這件事情。
他留下的這些影音檔案其實本身非常的少，某種程度能用的我們都已經用在裡面了。關於文字的出版部分，我們比較是想要選擇一種他的手稿的方式，因為筆跡畢竟仍然是一種比較視覺化的呈現，仍然可以感受到一個人在寫這些字的時候他是什麼樣的心情，包括他的遺書一開始片頭是一個還很整齊的一種筆跡，但到了片尾就是他已經沒有什麼力氣了，所以整個字的字體是很輕然後很大的。
所以比較是希望仍然必須把文字放在一個圖像化的邏輯裡面去思考，然後再放到影片裡面，至於為什麼選擇放了一首他的詩句，是因為某種程度上，詩的邏輯跟電影的邏輯是比較像的，因為詩給的是一種意象跟一種感受，所以我們選擇用宸君的詩。當然他也很喜歡寫詩，那一首詩很可以呈現他即便在高中裡面過得這麼不快樂，但他非常渴望在山裡，從生存裡面得到一種自由的感覺，一種想要用力活下去的那種氛圍。所以是這樣子的初衷去挑選關於宸君的素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