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側記】臺灣國際人權影展聚落串聯《九槍》映後座談
日期：2023.11.29 19:00
與會來賓｜國立東華大學社會學系梁莉芳副教授
文字｜李若綈 攝影｜張志宏
2023臺灣國際人權影展以「煙硝離散－游尋天光」為主軸展開，鐵道電影院也選映了一部移工人權紀錄片《九槍》，並透過目前在東華大學社會學系任教，並致力於研究台灣看護工、移工文化的梁莉芳老師來開啟映後座談，帶領大眾對於人權議題的討論與對話。
講座開場梁莉芳老師先提到，自己在上週東華舉辦的《九槍》放映發現，同學們對於這部作品都存在不一樣的好奇，有些可能是針對紀錄片拍攝的手法與視角；有些可能是針對電影的配樂；有些則是關注倫理方面的問題。《九槍》的臉書可以連結到一個互動網站，因此如果大家聽完今天的講座後，心中還有一些尚未被解答的疑問或是想討論的地方，都可以到網站上與蔡崇隆導演對話。
開始談及作品時，梁莉芳老師分享到：「我認為這部作品其實不是一個個人的行為，因此想要邀請與鼓勵大家不要把責備的視角放在那個警察的身上，我覺得它反映的其實是台灣比較大的結構性問題。首先，在這部作品中我們其實可以看到導演透過一些對比來讓我們看見社會中『生命價值是有差異的』這件事。我覺得其中自己最不忍直視的片段，就是在阮國非中槍倒地時，周圍的人對於那位民防與阮國非之間態度的差異性。且在這部作品當中所呈現的差異，在真實社會中可能也是這個樣子——有些人或許會因為他的國籍、階級、職業而被認為比較有價值；有些人的生命卻可能也同時因整個制度而被認為是比較沒有價值的、可以被拋棄的、可以被污辱的。」
「而我認為這其實反映到的是台灣移工制度的設計。」梁莉芳老師接著補充。
「台灣針對移工的法律主要是就業服務法，其也是規範台灣人的就業法律。但當中特別有一章內容是規範外國人的就業，並將所謂的藍領移工與另外一群白領的外國專業人士區分開來的部分，而這其實也是釀成阮國非、移工們的悲劇背後的制度性原因。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移工在台灣的工作是有年限的，像是家庭看護工是十四年、家庭看護工以外的產業是十二年，超過這個年限之後他們想要留在台灣工作的話，在過去是完全不可能的（直至去年有試辦「留才久用方案」，當移工在台灣工作滿6年並符合某些條件才得以申請，不過成果還未可知）；此外，除了時間以外，另一個很大的差別就在於他們是不能自由轉換工作的。
這些移工如果要像我們一樣轉換工作，必須先取得雇主的同意，即使同意過後，也還需要透過很漫長的行政程序得到勞動部的許可，才能達成。因此大家在此就可以看到，這是非常不平等的聘僱環境。再加上這些移工們在台灣的合法有證身份是跟他的工作綁在一起的，換句話說如果他沒有工作了，就不在台灣所謂的合法居留身份當中。所以這是為什麼我不太喜歡用『逃跑移工』這個詞，因為當我們在提及『逃跑移工』，或是現在政府所用的另外一個稱呼：『失聯』時，我們總是會說：『那是因為他想要賺更多錢。』但我們沒有想到的是這個法規背後所造成的限制性。
大家以前都很習慣說『外勞』這個詞，但這個詞其實一方面蠻有貶抑的味道，因為我們始終是把它們看做外人，儘管他們可能在台灣生活了十年，甚至超過十年，我們還是覺得他們不可能會和我們一樣。雖然後來台灣政府有因此幫他們換一個比較中性的名字：『移工』，但我們卻還是仍保有很多歧視的觀念與行為。
而這就能再連結到——我們很多時候是把他們看待為勞動力。因此大家可能常聽到一句話說：『反正他們就是來台灣工作、賺錢的啊。』所以當像片子裡面那些工殤或事故發生的時候，我們就會自己合理化，因為我們其實沒有把他們看待為一個完整的人。但他們除了是個勞動者、應該要有勞動的權利保障以外，他們也需要有完整的人權保障。」
再回到作品當中，梁莉芳老師談到：「東華放映會那天，崇隆導演也有分享到他其實是從阮國非這個非常不常見的、很極端的例子來帶出許多其他台灣移工、無證移工的處境。根據政府的統計，移工發生職災的比例是比本國人高很多，像是作品中的菲律賓移工是在很高風險的工廠裡面工作，但卻只有不充足的防護措施。此外，很多移工的排班通常在晚上或是假日，因為我們通常都不喜歡假日上班、我們想和家人朋友待在一起，可是對移工們來說卻很難享有這樣子的權利。
很多時候我們看待他們的方式就是圍繞在賺錢之上，可是大家如果回想一下剛才的紀錄片，導演去越南訪談了阮國非的父親、姊姊與妹妹，也可以在當中看見他的母親的身影。紀錄片清楚地呈現著——這些在台灣工作的東南亞移工跟我們都是一樣的，他們的角色除了是勞動者之外，也可能是媽媽、是兒子或女兒，有需要照顧的人、有所愛的人。特別是在台灣工作的女性家庭看護工，其實大多數都是結婚且有小孩，不管她離婚與否，大家是否想像過無法和家人團聚的她們，究竟是如何照顧自己的小孩、享受身為母親的權利？
此外，根據政府最新做的調查報告，家庭看護移工平均每天的工作時間大約是十個小時，但我需要再次強調，這是訪談雇主所獲得的結果。另外再針對看護工放假的比率統計來看，大約有百分之五十幾的人在台灣工作的時間裡從來沒有放過假。而這當中有個很大的原因是因為疫情期間雇主對於傳染的擔憂，因此有些雇主就會軟性勸說家裡的看護工不要放假、不要跟朋友出去。因為家庭看護工跟廠工不一樣，他們不受到勞基法保障，所以他們的休假是完全取決於與雇主之間的協商。甚至像在老人獨居比例較多的花蓮，有許多看護工身負照顧老人的責任，也因此承擔著很大的風險，造成有時他們自己也不忍心放假，因為如果放了假，這些阿公、阿嬤們該怎麼辦？這也是邀請大家從紀錄片延伸思考的部分。
接著，作品裡其實反映很多社會對於所謂『逃跑外勞』、『非法外勞』的一些迷思。我們可能會覺得他們犯罪率很高、需要被控制、是很高風險的一群人，並且會製造台灣的社會問題。所以警察看到阮國飛時，儘管他其實手無寸鐵，但他在那個警察的口中卻變成是一個非常危險的人，甚至有暴力傾向。而我覺得警察的反應，其實也反映出我們整個社會怎麼看待所謂的『非法移工』或『逃跑外勞』。
但如我剛剛講的，逃跑這件事情不是個人的行為。逃跑真的只是為了要賺更多的錢嗎？其實逃跑對他們來說風險更大！萬一遇到很差的雇主，他其實很難反抗，因為他處在所謂的非法身份。像是家庭看護工，很多時候選擇逃跑，是因為遇到性騷擾、不當對待，她們求助無門便只能跑掉。
而以阮國非的情況來說，他的薪資與他原來以為的、被告知的完全不一樣。另外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是，他們通常借了很多錢來台灣工作，像家庭看護工來臺工作的前八到九個月每月都要被扣好幾千塊的薪水。廠工則還要先付出一筆龐大的仲介費用。這些家庭看護工與廠工領著最低工資，並付了一筆這麼大的錢，當然會有還錢的壓力，也當然會希望可以趕快存更多錢，那麼對很多人來說逃跑可能就是一個選擇。
所以這其實是結構性與制度性的問題。有些時候我在學校上課，學生聽到這邊就問我說：『那老師你覺得我們該怎麼辦？』
我覺得除了政府需要想一想外，還有整個社會也要想一想。
前兩週下課的時候有學生來問我：『老師你不會覺得這個開放印度移工的這個決策很可怕嗎？聽說他們性侵犯的比例很高欸，那會不會對台灣有影響？』這都是學生真實提出的疑問，因為他從那個報紙上面看到的就是這樣子。我當下其實沒有直接回應這個學生，可是我跟他說：『我覺得我們應該邀請身邊的朋友去想一想這種恐懼是從哪來？很多時候其實是因為不了解、不認識，以及很少接觸；再來是政府應該要想一下是否能夠負擔更多的責任，以及仲介制度是不是能有更好的改善。」
講座的最後，梁莉芳老師邀請大家回去後，如果有機會接觸到一些看護工，可以試著詢問他們的名字。不是雇主為了方便發音所亂取的簡稱、不是那些橫外飛來與他們毫無關係的名字，而是他們真正的全名，因為那代表著的是一個人的身份。只有從日常生活當中開始練習、進一步的從真實的互動中對他們有更多的認識，才能真正地去理解他們，而不是從現有很嗜血的媒體當中去認識那些刻板的、歧視的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