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花蓮影音學堂【在場的人：紀錄片工作坊】淺談紀錄片發展與影像美學：林木材
日期｜2026.06.13（六）10:00-12:00
講者｜林木材老師
側記撰寫｜鄒依桐 攝影｜林炘潔
2026花蓮影音學堂【在場的人：紀錄片工作坊】邀請多位影像、紀錄片工作者，從創作、田野工作、觀看方法到實務經驗，帶領學員從中更深刻地思考何為紀錄片，並將所學實踐在自身創作中。
首堂課程由電影文字工作者林木材主講「淺談紀錄片發展與影像美學」，從紀錄片的定義出發，回顧發展脈絡，並透過不同時期的作品案例，討論紀錄片中的真實、觀看與創作者介入等議題。
｜什麼是紀錄片？
「最近看了哪些紀錄片？」
課程伊始，林木材從一個看似簡單的問題出發。隨著學員分享近期看過的作品，討論也逐漸回到最根本的提問：究竟什麼是紀錄片？
談到紀錄片定義時，林木材引用紀錄片先驅John Grierson於1926年提出的經典觀點——紀錄片是「對真實事件進行創意性的處理」。然而，課程並未停留在定義本身，透過不同作品與案例，持續追問其中的「真實」究竟指的是什麼。
｜牆上的蒼蠅；鏡頭裡的創作者
談到紀錄片中的真實，課程接著介紹1960年代興起的兩種重要創作方法——直接電影（Direct Cinema）與真實電影（Cinema Verité）。一個主張攝影機應如同「牆上的蒼蠅」，盡可能不介入現場；另一個則認為創作者的參與本身就是現實的一部分。兩種看似相近的創作方法，背後其實代表著對「真實」截然不同的理解。
比起急著給出答案，林木材希望透過提問與討論，引導學員重新思考紀錄片與現實之間的距離。當攝影機開始拍攝、開始選擇、開始剪接時，影像所呈現的，究竟是真實本身，還是創作者觀看世界的方式？這個問題，也成為整堂課不斷反覆出現的核心。
課堂上播放了《金屬與憂鬱的國度》、《絕對清醒》等作品片段。從計程車司機介紹自己的車，到失眠者在夜裡翻來覆去的身影，不同作品也呈現出紀錄片創作者面對真實時的不同選擇。他提到，紀錄片中的真實從來不是單純地將現實複製下來。當鏡頭決定拍攝什麼、不拍攝什麼，當創作者開始剪接與組織素材時，一種新的敘事也正在形成。
課堂中有學員好奇提問：「如果作品裡使用別人的影片或照片，會不會有版權問題？」他分享，許多創作者會透過檔案影像、公開素材或歷史照片進行創作，而這些素材進入作品之後，也會產生新的意義與觀看方式。
從《二十萬亡靈》運用廣島原爆後留下的大量照片，到不同時期創作者對歷史影像的重新詮釋，紀錄片不只記錄當下，也不斷與過去展開對話。
｜如果沒有攝影機，還算是紀錄片嗎？
當大家逐漸熟悉紀錄片的傳統形式後，接著播放了幾部近年的特殊作品。
其中最令學員印象深刻的，或許是《末日小隊請登入》。整部作品都發生在線上遊戲世界裡。導演透過遊戲角色進入虛擬空間，與來自不同地方的玩家互動、訪談。畫面中看不見真實街景，也沒有傳統意義上的拍攝現場，卻記錄下疫情期間另一種真實存在的生活樣貌；另一部《馬德里回憶》則以Google街景影像為主要素材，導演透過螢幕上的街景畫面與旁白敘事，重新拼湊個人生命經驗與城市記憶。
如果畫面來自遊戲世界或Google街景，紀錄片中的「真實」又該如何理解？
對於這些問題，林木材並未試圖劃出明確界線。相反地，他透過不同作品不斷提醒大家，紀錄片本身就是一個持續變動的概念。從電影誕生之初的火車進站，到今日的虛擬世界與桌面電影，創作形式不斷改變，但創作者如何觀看世界、如何理解真實，始終是紀錄片最核心的命題。
｜我們的紀錄，在臺灣
課程來到第二部分，林木材帶領學員將目光拉回臺灣。
由陳耀圻於1967年完成的《劉必稼》，記錄了一位來到臺灣的外省老兵，鏡頭跟著他工作、生活，也記錄下他對故鄉的思念。他特別提到，當主角走出花蓮車站時，鏡頭刻意拍下街道上以中國城市命名的餐館、商店與招牌。對當時無法返鄉的人而言，那些熟悉的地名成為一種特殊的鄉愁，也讓片中人物的生命經驗與時代背景彼此交疊。在當時以政治宣傳片為主流的環境下，《劉必稼》將鏡頭對準一位普通人的生活，讓許多觀眾第一次看見紀錄片能夠如此貼近真實的人與真實的處境。
接著介紹的《芬芳寶島》，則將鏡頭帶往那些不被主流媒體關注的人事物。無論是地方信仰、勞動現場，或是各種土地上的故事，都成為紀錄與觀看的對象，反映出當時臺灣社會對土地、文化與認同的思考。
｜從人間雜誌到綠色小組
如果說《芬芳寶島》讓鏡頭開始靠近土地，那麼1980年代之後，紀錄片則逐漸走向更直接的社會現場。《人間雜誌》雖然不是紀錄片作品，卻深深影響了後來臺灣紀錄片的發展。透過大量報導文學與攝影紀錄，其關注弱勢族群、勞工、環境與各種社會議題，許多後來被拍成紀錄片的題材，也都能在雜誌中找到最初的身影。
課堂中播放的《印象之旅》〈礦之旅〉，則記錄了礦工的勞動現場。影片一方面呈現礦工艱困的工作環境，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當時電視媒體面對社會議題時的限制與取捨。即便作品後來獲得肯定，仍有人質疑為什麼要拍攝那些「殘破的人」。談到這裡，林木材笑著補充，許多今天看來理所當然的題材，在當時其實都不是容易被接受的內容。
而1986年成立的綠色小組，則將鏡頭帶往另一個更靠近街頭的位置。從後勁反五輕運動到520農民運動，綠色小組拍攝了大量社會運動現場，鏡頭跟著群眾穿梭在人群之間，記錄下抗爭、衝突與各種尚未被主流媒體完整呈現的聲音。
與其說這些作品是在記錄歷史，不如說它們本身已經成為歷史的一部分。講師透過多部作品帶領學員回望臺灣紀錄片的發展，看見不同世代的創作者如何透過鏡頭留下屬於那個時代的影像。
｜真實與倫理如何拿捏
接著林木材播放紀錄片《九命人》，一名曾遭受體罰的學生撥打電話給過去的老師，試圖重新面對多年來始終留在心中的創傷記憶。兩人的對話持續展開，記憶、立場與感受也在過程中不斷交錯。
隨後有學員提問，如果沒有事先取得對方同意便進行錄音，這樣的做法在紀錄片倫理上是否合適？面對這個疑問，林木材將問題重新拋回現場：「如果導演先取得老師同意，當事人還會這麼說嗎？還有什麼方式可以碰觸到那個狀態？」
他坦言，每個人對倫理的標準都不盡相同，很難用單一答案回應所有作品。然而，當創作者試圖觸碰某些不容易被看見的經驗時，也必須思考自己的方法與目的。《九命人》所呈現的，或許不是事件本身的真相，而是一種心理上的真實。
｜紀錄片是一種堆疊
課程接近尾聲，討論從影像再次回到創作本身。有學員提問，紀錄片中的音樂是否會過度引導觀眾情緒。林木材分享，自己其實非常在意創作者如何使用音樂。相較於音樂直接帶動情緒，有時更傾向透過環境聲音或音效來建立作品氛圍。
聲音進入作品之後，都會產生新的意義。無論是音樂、旁白、環境音，甚至是一段歷史影像、一張照片，當它們被放進剪接系統裡，便開始與其他元素產生關係。「紀錄片其實是一種堆疊。」影像與影像之間的排列、聲音與畫面的交會，不同時空素材的組合與重構，最終共同形成觀眾所看見的作品。
從紀錄片的定義出發，到臺灣紀錄片發展脈絡，再到真實與倫理之間的討論，林木材透過不同作品與案例，帶領學員重新理解紀錄片並非單一固定形式，更是一種持續觀看、提問與思考的過程。本次工作坊的第一堂課也圓滿落幕，下午則進入個學員提報作品企劃的環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