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側記】2026國際民族誌影展×Pising 彼心書店｜《退潮坐在岸邊》潘志偉 Ateng A’yic
日期｜2026.06.06（六）
映後座談｜潘志偉 Ateng A’yic 導演
側記撰寫｜簡盈瑄 攝影｜張志宏
「何處是我家？家在哪裡？」表面上，這是一部記錄台灣新北市溪洲部落搬遷歷程的紀錄片；然而隨著映後分享展開，觀眾逐漸發現，導演真正關心的並不只是拆遷事件本身，而是在一次次遷移、失去與重建之中，人究竟如何理解自己與土地的關係，又如何在不斷流動的人生裡尋找歸屬。
電影完成後，片中多位長者相繼離世，導演坦言，自己其實有一段時間不太想再拍紀錄片。「我的攝影機之所以可以那麼靠近他們，是因為我真的跟他們一起生活。」
紀錄片拍攝經常被視為一種觀看，但對導演來說，那更像是一段共同生活的過程。他並不是帶著攝影機闖入部落，擷取需要的畫面後離開，而是在長時間的相處裡，慢慢建立起彼此信任。因此，當那些長輩一個個離開時，他感受到的不是創作者失去拍攝對象，而是家人離開的悲傷。也正因如此，《退潮坐在岸邊》所留下來的，不只是溪洲部落拆遷的歷史紀錄，更是一段共同生活過的生命記憶。
｜一場喝醉後的承諾，與意外展開的拍攝旅程
當主持人問及為何選擇這幾位人物作為影片主角時，導演笑著回答：「不是我選擇被攝者，是被攝者選擇我。」故事的開始其實十分偶然。最初前往溪洲部落時，他根本沒有拍攝紀錄片的打算。只是有次他到那裡烤肉、喝酒時，部落居民提到未來可能面臨拆遷，希望有人能替大家留下紀錄，而喝醉的導演就在迷迷糊糊之間答應了這件事。他原本以為，自己只是幫忙拍一些空景、生活畫面，替部落留下影像資料而已。然而隨著一次次往返，一切慢慢改變了，拍攝逐漸超出原本的想像。
那段時間，他自己的家庭關係正處於低潮。相較於外面的世界，溪洲部落反而成為一個讓他感到安穩的地方。或許正因如此，部落裡那些看似平常的問候，反而顯得格外珍貴。每一次走進部落，總有人問他吃飯了沒；工人下班會招呼他喝一杯；長輩看見他，也總是不吝於分享生活經驗與人生故事。在新北這座被高樓大廈包圍的城市裡，溪洲部落像是一個被保留下來的村莊。轉頭是碧潭與都市景觀，再回過頭卻是部落裡的聊天聲、烤肉香與人情味。
「不用回花蓮，不用回臺東，我就可以得到那種情感。」
部落逐漸成為他在城市裡的另一個家。因此，當怪手真正進入部落、推倒房屋的那一天，他受到極大的震撼。那些熟悉的巷弄、每天經過的道路、曾經一起吃飯喝酒的空間，在短短幾個小時內化為瓦礫。那種衝擊不只是建築物被推倒而已，更像是一段共同生活過的記憶被連根拔起。他意識到，自己面對的並不只是拆遷事件，而是一群人與家園之間漫長而艱難的告別。
｜用底片留下即將消失的風景
影片中大量底片影像的運用，也成為討論的焦點。主持人提到，那些畫面與穿插其中的舊影像相互交疊，讓消失的部落彷彿再次被召喚回來。談起這個選擇，導演表示，那其實來自一種非常單純的情感。他認為數位影像雖然便利，但終究必須不斷備份、更換儲存媒介；相較之下，底片擁有更長久的生命。他以一種較為直觀的方式形容底片的特性：「底片像鹽巴一樣，只要沒有被火燒掉，它就會一直存在。」因此，他希望用底片保存這段歷史。然而真正開始拍攝時，溪洲部落其實已經完全拆除。於是他帶著長輩重新回到原址，請大家指認曾經的家園位置。有人記錯了方向，有人堅持自己的記憶才正確，甚至為了房子的位置爭論起來。那些爭執看似平凡，卻讓原本空無一物的土地重新長出故事。
導演坦言，拍攝時其實承擔很大的風險。劇組使用的是商業廣告拍剩的殘卷底片。這種底片在沖洗前完全無法預知最終的顯影效果，只要現場曝光稍微出錯，所有珍貴、無法重來的歷史畫面就可能面臨全數報廢的命運。但某種程度上，他也相信影像與人之間存在某種情感連結。後來底片呈現出來的效果十分理想。對他而言，那不只是技術上的成功，更像是與溪洲部落之間的一次對話。
｜一代人的流動史
有觀眾提到，片中許多長輩年輕時離開原鄉，到臺北從事勞力工作。他們每天凌晨起床，深夜返家，長時間缺席孩子的成長過程。為了生存，他們不得不離開家。但當孩子長大之後，父母與子女之間卻留下難以彌補的距離。這樣的經驗，也讓許多人聯想到自己的家庭。導演表示，自己其實非常能理解這種情況。他的父母都是漁民。小時候，父母天還沒亮就出門工作，直到深夜才返家。真正陪伴他長大的，反而是大哥與二姊。因此在拍攝片中人物時，他經常想起自己的父母。也重新思考自己是否給予長輩足夠的關心。
另一位觀眾則分享，近期父親退休後身體老化速度很快，而影片裡長者面對衰老與失落的情緒，也讓她開始反思如何理解父母的生命經驗。電影談的不只是原住民離鄉，而是一整個世代共同經歷的流動史。為了生活離開家鄉、為了工作進入城市，再努力在陌生環境裡建立新的家園。而這樣的故事，其實發生在許多人的生命裡。
｜影像的距離與觀眾的理解
談及作品的放映經驗時，導演提到，影展多數集中在北部，但他認為其實在花東也有許多熱愛電影的觀眾，因此只要有機會讓更多人觀看，他都樂於嘗試不同的放映形式，也期待能與觀眾一同觀看、交流。他回顧在不同場域放映時的感受差異，例如在臺北與玉里等地的放映經驗，觀眾反應並不完全相同。部分觀眾較傾向以議題或知識框架切入，而作品本身更貼近家庭與日常情感，因此有時在感受上會出現落差。
他坦言，這部作品在創作過程中也讓他不斷重新面對自身狀態，甚至有時會感到情緒與記憶被拉回某些難以言說的經驗之中，因此目前仍在整理與回望之中。對他而言，這部片至今仍未真正結束，而是持續帶著他回到創作與生命經驗交織的狀態之中。
｜觀眾分享與回饋
有觀眾坦言，整部電影幾乎讓她從頭哭到尾。她特別描述2012年初抵花蓮、後返回台北工作的經驗落差：在都市中，高樓林立、生活節奏快速，而當她被朋友帶往溪洲部落時，卻產生強烈的空間錯置感。她形容，當視線面向部落時，是熟悉的生活與文化氛圍，但一轉身，卻是完全不同的城市景觀。這種「一邊是部落、一邊是都市」的並置，使她強烈感受到身分與空間之間的張力，也讓她一度產生彷彿回到花蓮的錯覺。
她認為，這部紀錄片之所以讓人如此動容，是因為它讓許多原本停留在文字與知識層面的議題，轉化為更具身體感的經驗。過去她可能透過新聞、條例或議題認識部落與土地，但始終停留在理解層面；直到實際參與生活、進入部落空間，甚至經歷抗爭與行動，才逐漸意識到「身體的感受」才是關鍵。
無論是在部落的日常經驗，如一起烤肉、抓魚，或是與族人共同生活的片刻，都不只是單純的活動，而是一種情感逐步累積的過程。這種與土地、族群之間的連結，不斷在日常實踐中被堆疊、深化，也讓她更能理解阿美族與部落之間那種緊密且具身體性的關係。
｜退潮之後，終於找到安身之處
談到《退潮坐在岸邊》這個片名的由來，導演表示，最初其實是從族語的概念開始思考。在阿美族的生活經驗裡，退潮時是許多人前往海邊撿拾貝類、採集食物的時刻。忙碌告一段落後，人們會坐在岸邊休息、聊天、唱歌。而在潮水退去的同時，螃蟹、蝦子等生物也會從混亂流動的海水中找到自己的方向，回到棲身之所。
對導演而言，這樣的景象與溪洲部落的故事有著深刻的呼應。那些長年在城市與部落之間流動的人們，歷經漫長等待與抗爭後，終於找到一個能夠安身立命的位置。就像退潮後回到岸邊的生物，也像結束勞動後坐下來休息的人們，在歷經漂流與尋找之後，終於能夠稍稍停下腳步。
「他們終於找到一個家、一個目標、一個位置。」這樣的感受，也來自導演自身的生命經驗。他提到，自己從小跟著家人不斷搬遷。七歲時從花蓮移居嘉義，之後又到了臺東。由於父母是漁民，流動幾乎是成長過程中的日常。也因此，當他看見溪洲部落居民經歷長年的等待與遷移後，終於在新的土地上重新落腳時，那份情感格外真實。
｜十年之後，故事或許還會繼續
《退潮坐在岸邊》雖已完成上映，但在導演導演心中，這部作品仍未真正結束。他坦言，紀錄片是一段面向未知的旅程，在拍攝當下無法預知故事的走向，只能依循感受與情感被一步步牽引，因此當作品完成時，他自己也感到不可思議。他持續思考溪洲部落的未來：當片中的長者逐漸離開、少子化持續發生，未來的空屋將由誰承接？如今的中年世代終將老去，而他也會與他們一同變老。「我想跟他們一起老去。」他說，希望能再看看十年後的溪洲部落會變成什麼樣子。也因為這份尚未結束的關注，即使曾有多個平台與媒體希望播映，他仍選擇不以一般放映方式公開作品。在他看來，影像不只是素材，而是與被攝者共同生活所累積的情感與記憶，「有些東西不是商品」。
映後亦有觀眾提議，希望未來能將作品帶回部落以露天放映呈現。導演回應，其實許多被拍攝者早已看過影片，有長者甚至在觀影時落淚，因為電影裡呈現的正是他們自身的生命經驗。他仍希望有一天能回到溪洲部落持續拍攝，關注更多面臨遷移與變遷的都市原住民社群。
對他而言，《退潮坐在岸邊》並非結束，而是一段仍在延續的生命故事。正如片名所象徵的意象——潮水退去後，人們坐在岸邊回望，也凝視未來，而關於土地、記憶與歸屬的提問，仍將持續存在。
